北京是感性的，倘若要去一個地方，不是憑地址路名，而是以環境特征為指示：過了街口，朝北走，再過一個巷口，巷口有棵樹等等。這富有人情味，有點詩情畫意，使你覺得，這街，這巷，與你都有些淵源似的。北京的出租車司機，是憑親聞曆見認路的，他們也特別感性，他們感受和記憶的能力特別強，可說是過目不忘。但是，如果要他們帶你去一個新地方，麻煩可就來了，他們拉著你一路一問地找過去，還要走些岔道。上海的出租車司機則有著概括推理的能力，他們憑著一個路名，便可送你到要去的地方。他們認路的方法很簡單，先問橫馬路，再弄清直馬路，兩路相交成一個坐標。這是數學化的頭腦，挺管用。北京是文學化的城市，天安門廣場是城市的主題，圍繞它展開城市的情節，宮殿、城樓、廟宇、湖泊，是情節的波瀾，那些深街窄巷則是細枝末節。但這文學也是帝王將相的文學，它義正辭嚴，大道直向，富麗堂皇。上海這城市卻是數學化的，以坐標和數字編碼組成，無論是多麼矮小破陋的房屋都有編碼，嚴絲密縫的。上海是一個千位數，街道是百位數，弄堂是十位數，房屋是個位數，倘若是那種有著支弄的弄堂，便要加上小數點了。於是在這個城市生活，就變得有些抽象化了，不是貼膚的那種，而是依著理念的那種，就好像標在地圖上的一個存在。
北京是智慧的，上海卻是憑公式計算的。因此北京是深奧難懂，有靈感和學問的；上海則簡單易解，可以以理類推。北京是美，上海是實用。如今，北京的幽雅卻也是拆散了重來，高的京劇零散成一把兩把胡琴，在花園的旮旯裏吱吱呀呀地拉。清脆的北京話裏夾雜進沒有來曆的流行語，好像要來同上海合流。高架橋、超高樓、大商場，是拿來主義的，雖有些貼不上，卻也摩登，也還是個美；上海則是俗的，是埋頭做生計的，螺螄殼裏做道場的，這生計越做越精致，竟也做出一份幽雅，這幽雅是精工車床上車出來的，可以複製的，是商品化的。如今這商品源源不斷地打向北京，有看一舉攻城之戰勢。
二、楊東平：兩地人互看
幾乎絕大多數上海人對北京人無可評價——由於缺乏實際的接觸、具體的感受。“到北京去”在十來年前，還屬於少數先進人物的光榮和驕傲。近年來，到北京出差、旅遊的上海人增多，但對北京的共識也隻是枯燥的幾條：一是風景名勝比上海多；二是新建築多，高樓多，其後跟一句牢騷“怪不得上海沒錢蓋房子”；三是購物、坐車不方便，商品品種少，價格貴；四是氣候幹燥、刮風，不適應。
一位上海人說，到大名鼎鼎的王府井，沒想到走了幾十分鍾，就逛到頭了。他懷疑自己是否走錯了，問別人“北京究竟有幾個王府井？”關於服務態度，上海人說，上海的售貨員至多不理你，自顧自聊天。北京的售貨員還要訓你：“你嚷嚷什麼！”上海的兒童在北京則經常會有意外的驚喜——他們在大街上看到了拉車的活生生的騾、馬，往往懷疑它們是從動物園跑出來的。
對於每個從北京來的人，上海人都會問：“上海好還是北京好？”在北京則很少遇到這種提問，因為對北京人來說這是不成問題的：中國還有比北京更好的地方嗎？其實，上海人的詢問也沒有城市優越感，它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想驗證這一優越感；此外，則是潛意識中對京城模糊的崇敬和神秘感。
比較而言，北京人對上海人的感覺要多得多。幾乎每個北京人都可以滔滔不絕地大談對上海人的印象，自然，好評不多。北京的女性尤其熱衷於對上海男性的聲討，而且眾口一詞，仿佛個個苦大仇深。上海自然有對北人的輕蔑，例如稱北方人為“北佬”，但通常，北京人被單列在這種稱呼之外；而北京人並沒有對南人共同的蔑稱，而是將上海人單列——當他們說“他是上海人”時，口氣中已經包含了輕蔑，有些像西方人說“猶太人”那樣。以致於在京城的上海人不輕易暴露籍貫是比較明智的；但在江南，上海人的籍貫卻具有自我提攜的功用。直到80年代初，南京、杭州、無錫等地的時髦青年仍以會說上海話、打扮像上海人為榮（而他們在上海的同類，則以打扮成“華僑”為榮）；至今上海的征婚廣告上，“滬籍”仍是可開列的條件。電視劇《渴望》中那個自私委瑣的男主角被取名“滬生”，引起了敏感的上海輿論的不滿，卻滿足了北京人的集體認同，他們覺得：上海人就是這樣的。因此，北京人對上海人的最高評價，便是“你不像個上海人”。
但是，在北京人的內心，仍有對上海人、對南方傳統的尊重。因而，談及上海同行的工作質量和工作精神，北京人往往自認弗如。而聲討完上海人的北京姑娘，有時會出其不意地流露：“我媽媽（或外婆）也是南方人”；或者“我有個阿姨在上海”，“小時候在上海住過”等等。北京的孩子到了上海往往備受寵愛，人們驚訝於他們一口純正的“國語”。如果他轉學到上海則會經常地被教師提問，並讓他朗讀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