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皖南山區發現了大批的契約、文書，其數量空前。現存於國內各研究機構的十多萬件（冊）徽州文書，成了研究宋至民國（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珍貴曆史文物。特別是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對徽州文化的研究，迅速成為中外學者關注的熱點，“徽州學”（或稱“徽學”）可望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契約文書更是受到學者們的青睞。國外有的漢學研究者甚至斷言，這些徽州原始資料，是“研究中華帝國後期社會和經濟的關鍵”。故此，原本一錢不值的契約、文書洛陽紙貴、行情看漲。與此同時，隨著沿海城市居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古董鑒賞之風悄然蔓延。精明的古董商人也就無孔不入，即便是西遞這樣的僻野鄉村，也不止一次地被他們光顧過。於是乎，粉牆黛瓦下站立的古董攤主（西遞村民），在他們純樸的眼神底色上，分明增添了一絲精明和狡黠。粗略一翻，攤上的契約、文書數量著實不少。最早的似乎是清道光年間，最晚的則到民國。通常是將一張標著道光年號的租佃文書與民國時期鉛印的契約粘在一起，中間加蓋一枚看上去不算太舊的大印。其真贗也隻有天知道了！
或許是曆史的一種循環吧，數百年前，當徽州人因經商而囊豐篋盈之餘，他們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價值。擁貲钜萬的徽州人憑借巨額的資產，大量收購金石、古玩和字畫。最初，那隻是對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種盲目模仿。他們認為：“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因此，不惜重價，動輒成百上千件地收購。這種舉動，曾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嘲笑。例如，在萬曆前後，江南一帶的兩漢玉章紛紛被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有人就認為，這是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甚至還刻薄地喻之為官印墮於毛廁。顯然，在他們的心目中，新安商人不過是些附庸風雅的暴富財佬。當時，不少窮困潦倒的文人也挖空心思地騙取商人的錢財。明清兩代，在蘇州一帶就出現了大批以製造假古董謀生的無行文人。據錢泳描述，書畫、法貼的贗品當時稱為“充頭貨”。作偽的方法很多，例如，買得翻板法貼一部，將每卷頭尾兩張重刻年月，用新紙染色拓之，加蓋收藏名家的圖章，以充作宋刻，再用舊錦作裝潢，外麵套上檀木匣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冒充真宋拓了。故此，當我看到上述的契約文書時，就不由地想起了《履園叢話》中的這段描述。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古董攤上全是贗品。在徽州地區，原先每年八九月份都在寺廟前集售各地古物，“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於外者搜尋而歸”。接觸的贗品和真品既多，徽州人的鑒賞水平也日益精進，湧現出不少賞鑒名家，收藏精品也多“海內名器”。於是，至16世紀，在東南的文化市場上，新安商人儼然成了操執牛耳的盟主——“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貲，高談宣和博古圖譜”。明代徽州人詹景風的《東圖玄覽編》中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萬曆戊子夏，王司馬弁山公、方司徒采山公，邀其飯於瓦官寺，寺僧舁一石刻升元閣圖來觀，圖中有七指頂許小字及諸佛相，日：“此鑿池地下所得，吳中諸名公皆以為唐時石刻。”
子日：“不然，畫法比北宋似過之，說唐卻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又不及，殆五代人筆也。”
已而，弁山公記憶曰：“升元是五代李主年號，會閣成，僧來請名，後主遂以升元名之。”
采山公大喜日：“昔者但稱吳人具眼，今其眼非吾新安人耶！”
弇山公默然。
這位“默然”的弁山公，就是明代文壇上著名的“後七子”之一的王世貞。麵對著徽州人“采山公”的一番炫耀，身為蘇州府太倉人的“弁山公”，除了“默然”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當時，由於徽州人席豐履厚，獨具慧眼，賞鑒精到，以至於整個社會的審美旨趣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王世貞就曾經說過，明初繪畫崇尚宋，但又自嘉靖後期以來忽重元人手筆，以致從倪元鎮到明沈周的畫幅，徒然間增價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諸窯為珍，隆慶末年以還，“忽重宣德以至成化，價亦驟增十倍”。他認為，究其原因，“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所謂“吳人濫觴”，指的是蘇州作為傳統上的文明淵藪，“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而隨而俗之”。而徽商作為後起之秀，居然取前者而代之，從而為自己贏得了一個“近雅”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