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太平盛世，國富民強，長安街市上奇珍異寶、歌樓舞榭、百戲陳雜。西域歌人舞伎潮水般湧人中原。借助絲綢之路，從中亞和蔥嶺以東輾轉千萬裏來到中原的西域藝術家，有琵琶高手、篳篥演奏家、笙笛藝人、歌唱家、作曲家、舞蹈家、俳優及幻術（雜技）演員等，他們主要來自龜茲、疏勒、於闐、高昌以及中亞的曹國、康國、安國、米國、石國、何國等昭武九姓。僅聚集在長安的西域藝人，就有數百人。西域樂器也隨著傳人中原，琵琶、箜篌、篳篥、橫笛、排簫、羯鼓等，在長安非常盛行，並且很快加入到宮廷和中原民間器樂演奏係列。
唐朝對音樂的重視程度達到了極致，朝廷設置專門的音樂機構“教坊”。據《新唐書》記載，唐玄宗時，教坊就曾集中了“聲音人一萬零二十七人”，這些聲音人即是當時的“新聲之伎”，他們的任務是推廣與西域音樂結合創作的新音樂。這種新音樂叫“宴樂”（或燕樂），以區別於先王之樂“雅樂”。後者日漸衰退，水平高的樂人已不演奏此樂。而宴樂卻如日中天，以新穎奇特的調式吸引著聽眾。宴樂是宮廷飲宴娛樂時演奏的音樂，是以中原民間音樂為基礎，大量吸收塔裏木河流域各少數民族音樂以及中亞和印度音樂成分，創製的融彙中外精華的新音樂，這種變革創新的音樂就成了唐代音樂文化的主體。正如詩人李頎所雲：“南山截竹為篳篥，此樂本自龜茲出。流傳漢地曲轉奇，涼州胡人為我吹。”一方麵是改編胡曲、胡人演奏，另一方麵中原漢人學習胡樂蔚然成風。仍如詩人所雲：“女為胡婦為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元稹）“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還有文獻記載，周隋時“管弦雜曲，多用西涼；鼓舞曲多用龜茲；宴享九部之樂，夷樂至屬其七。唐興，仍而不改”。這還不算，到開元末，甚至把胡部音樂升於堂上，稱為坐部伎，即坐於堂上演奏，而先王雅樂，則隻能由二、三流樂人立於地而演奏，被稱為立部伎了。
隋朝宮廷音樂編製是九部樂，到唐朝基本沿用隋製，在原九部樂基礎上增加一部高昌樂，這樣就有唐代宮廷十部樂的編製，其中高昌樂、龜茲樂、疏勒樂、西涼樂、安國樂、康國樂、天竺樂七部為西域音樂，西域以外的宮廷樂在十部樂中隻有燕樂、清樂、高麗樂三部，可見西域樂在唐朝宮廷樂中所占的地位是多麼重要和顯赫。
西域音樂之所以流行長安，是有其必然性的。首先是因為自身藝術的新穎獨特，為中原人少見。特別是西域音樂吸收了印度、波斯音樂成分，有一種五彩繽紛的異域情調，適應了中原人求新圖變的心理，所以人們為其傾倒。被傳統文化長期製約的人們，聽到那“一聲似向天上來”、“琵琶請進翻新曲”、“撥撥弦弦意不同，胡啼蕃語兩玲瓏”、“管弦一聲何處曲、流鶯百轉最高技”的情致意趣，怎麼能不被洋溢著塔裏木河浪花音聲的西域音樂而深深感染並驚歎不已呢？
西域音樂在藝術編製上以琵琶為主，琵琶有28調，音律變化繁多，在當時它的編製和形式都是先進的。這種音樂編製和形式與中原文化有一定相通性，便於融合。如果西方音樂直傳中原，就不易被中原人所習慣和接受，而西域音樂吸收和消化了許多西方音樂因素，創造了當地音樂文化的新品種，雖然與中原文化還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它仍屬東方文化，在文化觀念上與西方國家不同，而更貼近中華民族文化，因而在中原能一拍即合。
西域音樂傳遞出從西方流經塔裏木河的希臘、羅馬、波斯、印度文明的小夜曲，也傳遞出塔裏木河岸邊彎弓射雕的弦響、千軍萬馬的鐵蹄聲，這是充滿野性力量的交響樂！這些小夜曲、交響樂，都被大唐帝國的文化巨流所吸納和融彙。
唐朝宮廷鍾情西域音樂，是因為社會上層普遍盛行遊宴享樂之風。才情橫流的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對西域樂舞的流行大肆推波助瀾，在他即位之初“於聽政之暇，教太長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玄宗儼然是一位音樂方麵的專家，三百人中有一聲跑調他都能發現並進行更正。他還能自己作曲，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玄宗本人的傑作。在他的推動下，西域音樂如風助火勢，蔓延中原大地。
唐朝政府對西域文化采取寬鬆政策和寬容的態度。當時西域商胡可以在中原自由貿易，商胡口馬（奴婢和牲畜）隻要有保人，無市卷也可買賣，而漢人商賈沒有市卷則不能買賣“口馬”。
同樣，西域藝術包括酒肆胡姬和街頭胡人獻藝，都受到照顧和優待。宮廷宴樂中，西域音樂占據十之有七的優勢，這就很能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