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有私、朝中有黨？”包大仁微微沉吟，心裏隱隱把握到秦檜這番話的目的。
秦檜點頭道：“不錯！本朝定鼎以來，廣開科考之門，大量起用出身寒門之士，君王放權於士人，形成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盛況。隻是本朝太祖目睹五代權臣之亂，深恐如此一來，恐怕士大夫權重難治，是以定下了‘異論相擾’之策，有意在朝中扶植持不同政見者分任宰執，以收相互製衡之效。這在一時間固然有利於君王控製臣下，隻是綿延成積習，卻是儼然已成為本朝最大的隱患之所在。”
“宰執之間，因政見不同而相互攻訐，為鞏固自身地位，不得不交連門生，廣結朋黨，而朝中官員，為求晉身之階，也不得不分投不同宰執門下，以求蔭庇。久而久之，朝中議事，不論是非，隻論派係，任誰欲做成一事均是相互牽製，久議而難決。契丹、女真雖則物力人口，均不比本朝，決事卻是專權而速，其力聚而彌強；本朝雖物富民豐，若論武備軍需，比之契丹、女真，富庶何止十倍，但無奈絕大多數的精力資源，卻都花費在了相互之間的內耗之上。與敵接戰還未開打，後方爭功者有之，嫉妒者有之，借機安插親信子侄謀個出身者有之，如此為政，又豈能言勝？”
他看著包大仁，淡淡說道：“行軍與治政，本是一體，實非兩端。昔日亶淵一戰，本朝真宗皇帝禦駕親征，有寇準從旁襄助，局麵對本朝十分有利，本可借機一舉攻入契丹，但卻因王欽若與寇準政見不合，唯恐寇準借此立下不世之功，再非其所能匹敵，是以與真宗皇帝一席話，便葬送了寇準的一番苦功。自此之後，本朝對契丹再不曾起半分爭雄之心，其根源便在於，若不能解決朝中之患，縱然再起百萬大軍，亦屬枉然。”
包大仁眉頭微鎖，卻也不得不緩緩點頭。
秦檜所言，句句切中其弊。宋室立都定鼎以來，由太祖立下誓碑不殺大臣及言官，但卻唯恐相權威及皇權，是以在朝中宰執官員中以“異論相擾”之策，使其相互製衡，同時又另開禦史台，直接由天子掌控，其餘人等包括宰執大臣在內，均不得過問禦史言官之任免。專司彈劾包括宰執在內百官之過失，宰執若有不為國盡心盡職之處，禦史言官可以風聞奏事，即時彈劾，縱然事後證明所奏不真，亦不加罪以禦史言官。反而被彈劾的宰執大臣，無論禦史所奏是否屬實，隻須禦史奏章一抵禦前，行文三省，那個被彈劾的宰執大臣便要自上請辭的奏疏，並跪伏禦前以待處分，以此顯示百官盡在天子耳目監察之內。
這樣的一種製度設計本意是頗為完善的，宰執大臣由行政經驗豐富的臣僚擔任，庶可彌補天子官家身處深宮，疏離具體政務的缺憾。而“異論相擾”，分任不同政見的官員為宰執，不僅可以避免相權威淩皇權局麵的產生，也可以使天子兼聽則明，剖析利弊，並由此而由天子掌握最終裁決權。禦史台的設置，則可以隨時監督朝中百官的動向，若是官員一意黨同伐異，不辯是非曲直，影響朝政運作，自有禦史言官上書彈劾，糾正其過。而禦史言官雖則地位超然，品秩卻低，亦隻能監督參議，不能直接參與朝政的實施，如此一來，則三者之間相互製衡，相互監控，哪怕任一個環節一時出了錯誤，也可以馬上由其餘兩環監督彌補，不至於陷入舉國大亂之中。
隻是世上終究沒有十全十美的製度，如此施為，固然可以避免出現昏政亂政，但天子官家與宰執大臣加上禦史言官之間，任一事都要相互辯論，求同存異，卻是搞得要有任何舉動均需朝堂上往複再三，議論良久，待得已有成議時，一則能通過的折衷方案早已是遍采諸說，盡數被磨去了棱角，往往已是麵目全非，以現實相去不可道裏計；二則經過朝堂之上一議再議，待得終究能有所作為的時候，早已是事過境遷，特別是在這個往來通訊極為不便的年代，這個問題更是突出。
而且有宋一代吸收唐末五代時的教訓，唯恐前線武將擁兵自重，危及中央政權，是以不但一向偃武修文，多以文人領軍，甚至推行朝中遙製前線軍隊的策略，將帥在領軍出征之時，按例當由天子官家頒下陣圖，前線軍士行軍接戰之時，必須按照天子官家頒下的陣圖行事，否則便是抗旨不遵，目無君上，隨時被禦史言官參上一本，便是抄家滅族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