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這一點知易行難，當真要做起來，卻是著實不容易。
畢竟趙宋天下原本便自五代十國山積屍骸中取來，雖則立都建國，但南唐、北漢、北遼諸邦林立，可以說是自從立國之日開始，就注定了必然是征戰不斷的局麵。
是以他雖然也是以軍功起家，卻仍是自定都立國開始，便自定下了偃武修文的國策，自然，他的本意並不在於貶抑武人，隻是希望對於那些軍功出身的武將，大可以優之以爵祿，以富貴榮華奉養終老，但卻絕不可使其位列中樞，以國柄相授，隻是這一層意思著實難以分說清楚，爾後趙光義得位不正，防範猜忌之心益盛，一步一步也便走到了現今這樣的田地。
而他高揚以科舉正途進身的文人士子之地位，則是為了以此來製約君權。
畢竟自五代十國以來，君無常君，國無常國，昔日門閥望族，早已盡數破落無疑，這群士人，熟讀經史，深諳治世之學，正是趙宋皇室最可倚以治民理政的人。
而且在趙匡胤想來，科考之途即暢，這些文人士子之中，必然有相當部分是起自民間的貧寒之士，有這麼些熟知民間疾苦的官員儕身廟堂，對於諷諫君王，端整朝綱正氣，都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是以他自立國伊始，便自公然聲稱君王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希望能借漸次恢複那曆經五代十國以來，被君無常君的亂局磨平了棱角的文人士子的雄心壯誌，讓他們能重新自居為治國理政的主體階層，以輔佐君王，治國平天下為己任。
他甚至不惜立下誓碑，約束後世子孫，不得誅戳文人士子，其用意並不在於收買人心，而是為了限製君權，以廣開言路，裨使立朝當國的文人士子，敢於直言諷諫以格君心之非，由此使得大宋朝局在這君王與臣子相互搏奕間的平衡之中，保持著自我糾正的勃勃生機。
然則當他因緣際會，回到了這後世子孫身上之後，卻發現自己一手立下的這條製度，似乎並未曾完全按著自己預想之中的軌跡在發揮作用。
秦檜擅權，嶽飛含冤，朝中公直之士，多半被黜邊荒，立朝當國之士，多半阿諛奉承之輩，甚至眼下朝中文臣武將之間的那種種矛盾隔閡，其根源亦種因於自己當日所訂立下來的那條祖宗成法。
這其間自然有因汴京神器被破之後，軍事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長，從而導致這百餘年來早已種下的裂痕爆發了出來，然而這也足於說明昔日自己所設想的局麵，必有不盡完善之處，過於一廂情願。
然而也隻有他心下最明白，當初訂立這條國策初衷之所在，是以他雖然親眼看見眼下的形勢並不盡如人意，然則卻也不能就此推翻掉這一條大宋國是，畢竟他心中一直堅信，揚文抑武，在升平之世以有治理民政經驗的文人士子來輔佐君王治國理政，仍舊應該是家國太平之時最應遵循的製度之一，這一原則可以修補完善，卻是萬萬不能就此否決，否則得罪天下讀書人還屬事小，隻恐從今而後，世間再難重現眼下這百餘年來文治盛世的局麵。
隻是他初來乍到之時，眼下局勢煩複萬端，卻又是迫在眉睫，逼得他不得不使出雷霆萬鈞的手段，懾服君臣，穩住朝局，然則這樣一來，雖然將原本已經近在眼前的危機壓了下去，卻也將一切的文武衝撞，一切的矛盾因由，同時給硬生生地壓平了下去。
自那日朝堂之上驅逐金使，又複收服了嶽飛、劉琦等諸將，無論在文臣武將之中，他的威勢地位已然穩若磐石、不可動搖，隻要他在臨安城中一日，這文臣武將之間的矛盾就會這麼一直被壓製下去，然而這終究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若不能尋根逐流，找到這一切紛亂的根由而徐加排解，終有一日爆發出來，隻怕卻是更難收拾。
他不知因何事由，居然會回到這片百餘年後的天地，際遇之奇，古今罕見，縱是他天縱英材，卻也難以一時之間，便完全看得清楚這眼前的局麵，是以刻意借著這次機會，在營造出了想要的局麵之後，禦駕親征，離開那紛煩錯亂的漩渦中心，讓那些有心的、無心的文臣武將，都在那臨安城內粉墨登場，從而給他自己爭取到一次冷眼旁觀的機會，一些從容思索的時間。
他想著剛剛在邸報、密奏上看到的那些情形，臉上露出了一分冷笑。
一切自己想看的、該看的東西，也差不多都已經暴露無遺。
還有些自己想不明白的事情，或許要留待自己回到了臨安之後，才能真正地看出端倪來。
劉子方輕輕地走到他身後，喚道：“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