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巴先生現在已經是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地諫阻高升泰的這一次入宋之行，畢竟在親眼得見宋國的真實情狀之後，對於天下大局，已然有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判斷。
在先前這位巴先生看來，有宋一代積弱不堪，對外之戰無一可足道之處，能夠綿延百年，甚至於在汴京皇城被女真鐵騎攻破之後，還能夠遷都江南，偏安一隅，再立趙宋皇祚，已經不知道是多少代家山積福，算得上是絕對的異數。
雖說在宋室南遷之初，對女真大金之戰裏，也打出了如嶽飛、韓世忠的幾員當世名將，但在宋國的這種體製下麵，卻也旋即被投閑置散，縱然嶽飛在戰場上能夠縱橫無敵，也自是毫無回天之力，其中之間隔時間著實也太過短暫，甚至於在昔日幾路鐵軍齊聚，將金兀術所率領的女真鐵騎打得節節後退的時候，雖說在一時局麵之上似是主客易主，然則若要較起真來，哪怕在南遷之後的宋室兵鋒最盛之際，卻也遠還未曾收複昔日宋室的國土全境。
方是之時，信息之間流通仍自頗為艱難，這位巴先生當時更多的心神又自是放在幫著高升泰出謀籌劃，對付大理國中的各方勢力，對於宋金之戰不過了解了一個大略，嶽飛等幾員名將當日裏雖曾下赫赫戰功，但終歸時間太短，而且未曾最終扭轉大局，在他們的對手如金兀術等女真金國的大將心中，自是印象深刻，然而對於如這位巴先生般的異國謀士而言，卻實在是沒有多少的概念，是以在入宋之前，他也還仍自覺得宋室是自立國之始就積弱至今，實未曾感覺到南渡之初，曾有過一段兵勢逆轉的時刻。
隻是現下巴先生的判斷，卻原本就不是建立在對於宋國兵勢的認識有所改觀之上，而更多地是源於儒生在心中深處那不自覺地對於古聖先賢所言的一種信心，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信仰。
畢竟在儒家的經典之中，一向強調的就是王道而非霸道，強調以德治天下，以達到大同之治，如此則自可以懷柔遠夷，八方來朝，可以不動兵戈而以一種柔性的力量，來征服整個天下。
雖說縱觀千年來興亡更替，這種概念未免有些流於理想化，然則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自初始傳出《史記》的所有史官的老祖宗開始，曆代的史官，無不深受儒學之影響，出於心中那種文人群體輔佐君王，以仁德治天下，才是正道的心態，手下未免筆削春秋，對於文人治國模式的時代，多做修飾，如此沿襲下來，卻自是讓一代一代的文人儒士在迷醉於這等於細微處多少有些似是而非的曆史，從而更加陶醉於這等文人治國的模式之中，甚至於從中發展出了一種並不正常的自豪或者說是自大的心態。
有宋一代自開基立國以來，采取揚文抑武，優待文人士子的國策，雖說是因著開國太祖看多了唐末五季以來的亂相，而采用的關乎國本的方略，然則這麼多年來，宋國曆代持國秉政的文人士子，竟爾會置宋國這麼多年來武備鬆弛的現狀於不顧，對於武人猜忌打壓不遺餘力，哪怕如歐陽文忠公這般私德無虧的君子，卻也在對付狄青之際出盡手段，縱觀宋室開國以來這百餘年，文人對於武將之防範打壓，手法之酷烈已然遠不是以文馭武這四個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了，究其根本，不外是這些個文人士子在這種自我膨脹之中，從上到下當真就認為僅憑他們就能撐起一個家國，就能歸化遠人，就能打造出一個萬方來朝的太平盛世，甚至於就在女真金人鐵騎南下，踏破了汴京神器，將徽欽二帝擄掠而去，迫得宋室南遷，不得不偏安於江南一隅之後，這些個文人士子們在驚魂甫定之餘，居然也就開始又拾起了他們那套即有的觀念，可見這一套想法在儒生士子們的心目之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這位巴先生雖說在大理國中一路也自是看多了權謀算計，也看多了實力為尊，是以在翻讀宋代史誌時以一名旁觀者的身份，倒也還頗為清醒，然則一旦身臨其境，卻也不免被那位古往今來儒生都自免不了的情懷所惑，開始有點兒向原先被其譏為自大成狂的那些宋國文人士子的想法靠攏了過去，在現在的這位巴先生看來，宋雖武力不彰，但有此文治與民心，卻未必就不能以一種柔性的力量來贏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