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隨著太宗皇帝駕崩之後，其後宋室的天子官家，無一不是長養於深宮之中，成長於婦人之手，根本就未曾見過兵戈親臨戰陣，對於行軍布陣諸般事務的認識，不外都自是來自於書本之上罷了，偏偏宋國朝堂依照祖製，還是嚴格按照將從中馭的那一套，每遇戰事，都由宮中傳出陣圖，而要前線軍士依樣故事，如此又怎能不敗？！
隻是如此一來，天子對於軍事一無所知，偏偏卻又要直接給前線將士下達具體指令，於是在很大程度上就一改昔日太宗皇帝之時軍令都由天子官家自行裁決的慣例，而要借助於那些朝堂之上的文人士子們共同商議，久而久之，在當日裏太祖皇帝那文武分流，武將不預政事，文官不預軍務的策略也就完全走了模樣，近在中樞的文官集團借助天子之威，成為了完全淩駕於武將集體的存在，而且隨著時勢的推移，將這種優勢持續地擴大並維持至今。
是以文官集團之中，其實從來不乏有識之士意識到了這種將從中禦所帶來的弊端，隻是曆來朝堂之中多有銳意改革之士，卻是有意無意之間，都一致避開了對於這種將從中禦的製度提出意見，乃至如王安石變法乃其斯後所引起的朝中新舊兩黨之爭中，銳意變法的新黨一脈，也沒有真正花多大的力氣，卻改變有宋一代這種將從中禦的祖製，究其根本，這固然是顧忌將從中禦原本是出於帝王防範之念，未可輕移，但更根本的原因卻也是因為這將從中禦的方略，實質上已經漸漸演變成了以文馭武，演變成了文官集團淩駕於武將集體之上的最根本的依據。
早在昔日真宗初年，遼人舉大軍南侵之際，當時身為朝中文人魁首的寇準力主天子親征，親臨前線，名義上是借天子禦駕親征而激勵士氣，實則也不外是將整個指揮中心真正地轉移到第一線，從而能夠及時地聽取第一線指揮軍官的意見，臨機應變，由此才暫時擊退了遼國大軍，然則宋國那些當日裏真正主持著宋國大局的文官集團的首腦，卻是並不曾趁勝追擊，反倒是以勝求和，與遼國簽下了亶淵之盟，其根本就是因為這些個文官集團的首腦們心中都很明白這一場大戰的勝利是因何而來，而如若不想更改將從中禦的方略，那就隻能見好就收，否則勢必不可能讓天子官家跟著軍隊一路北進，那麼隻要戰線一旦拉長，戰局勝敗逆轉於旦夕之間，幾乎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了。
也就直到女真金人躍馬南下，踏破汴京神器，迫得宋室南遷，甚至於幾番幾回追得方是時剛剛登基稱帝的趙構狼狽逃竄，一度泛舟出海的時候，朝堂中樞幾近於癱渙的時候，這將從中禦的方略，才因為這種實際情況而無法執行，然則就在嶽飛等艱難地抵禦住了女真人的兵勢，使得南遷之後的宋室政權漸次穩定下來之後，那位自我感覺得已經坐穩了天子大位的皇帝趙構，也就開始通過種種手段，希望恢複這種將從中禦的方略，而在秦檜拜相，成為整個南渡之後文人士子的魁首後，也積極地推動這一所謂的祖製的恢複，講求將從中禦，以文馭武。紹興十年之際，劉琦在順昌大捷，卻被迫班師，便是秦檜草詔，天子首肯，而直接下詔書達於軍前的結果，斯後嶽飛之十二道金牌，就更是這種極端的例子。
可以說到了今時今日，朝堂之上的那些個文人士子們，對於文官集團淩駕於武人之上的這種地位，早就已經視若是理所當然甚至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是以對於哪怕一絲來自於武人集體有可能近入中樞的訊號，都是反應激烈到近乎過敏的程度。便如昔日之狄青，可以說為大宋立下不世之功，雖說出任樞密使，躋身宰執之列，但在朝堂之上也自是一向謹言慎行，除了軍事相關的事務，其他再不多言，但縱然如此，卻也很快就在整個文官集團的集體攻擊與反撲之下，被貶出外地，鬱鬱而終。
而在南渡之初的那種特殊條件下麵，嶽飛、劉琦等一批將領，因著無可置疑的功績，而在朝堂之上得到了自宋開國以來武人少有的地位，原本就難免引起文官集團的猜慮與顧忌，秦檜對於嶽飛等人的打壓，雖說肯定有著他自身的考慮，但總體上也可以說是代表著文官集團的整體思路，若非如此，秦檜也不可能借此鞏固權位，身寄天下文人士子之望。
原本如若沒有這個天子官家，忽然之間就換了一個人般的將原本自度必死的嶽飛自風波亭中救下，這一場文武之爭也就算是勝負已分，塵埃落定了，大宋必然又將回到那將從中禦，以文馭武的老路子上麵，武人集體勢必再難有抬頭之日，隻要秦檜的和議之說能夠談成，一切也就將又回到亶淵之盟後那種歲月，由文人士子主宰的朝堂隻修明內政，而再不會提整軍備武，當然這些文人士子們還是隔一段時間就會叫兩聲要收複河北之地，收複汴京神器之類的豪言壯語，隻是這種語言也就隻如昔日那希望收複幽雲十六洲的誓言一般，終歸也是隻能說說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