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眼光轉向“冷門”，你就進入了一片未被開墾的處女地，而在這片處女地上耕耘，或許開始時的收獲不夠多，但卻有無限的發展前途。
未開墾的處女地是知識的空白地帶，如同一張白紙一樣，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現代科學的發展證明，新的學科往往在原有學科的邊緣部、交叉部形成。例如，生物物理、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數量經濟學、仿生學，等等。在科學上可以取得最大收獲的領域，是科學的處女地。
把視野轉到新的領域是最容易取得成功的，因為在這些地方，一般人往往不重視，誰能夠在這裏捷足先登，誰就將成為新王國的主人。
在學術方麵有所建樹的人，往往是興趣廣泛的人。他們的獨創精神可能來自他們的博學，多樣化會使人觀點新鮮；而過於長時間鑽研一個狹窄的領域，則易使人愚鈍。因此，閱讀不應局限於正在研究的問題，也不應局限於自己的學科領域，甚至不應拘於科學本身。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哈佛大學曾對115個科研機構中的1311名科學家進行過為期5年的調查，結論是通才取勝。
現代科學家是專才基礎上的通才。“通才”者，傳統的解釋是“學識廣博，具有多種才能的人”。通才，不是全才，也不是在多學科上平均用力，而是以本學科為立足點、為根據地，同時對其他幾個學科也有所解。科技工作者隻有知識麵寬廣，才富有觀察力和想象力，思考問題才有廣闊的背景。
辯證法曆來與思想僵化是完全對立的。在科學的分科越來越細的形勢下，我們不能做分科、分工的奴隸，而要做分科、分工的主人。我們的思想不能受學科劃分的局限，不能忘記學科之間的滲透、科學一體化的另一趨勢。現在應該看到：不能雜而不專，不能對知識掌握得浮光掠影；也不能專而不雜，把自己束縛在狹窄的專業領域裏。專而又雜，在專的基礎上的博，是需要的。
寬與窄是一對矛盾，是對立統一的關係。我們強調知識麵寬是為了在思考問題、提出問題、研究問題中，背景廣闊，思路活；但在解決問題時，又要善於把問題控製在有限範圍裏，集中力量，深入鑽研，既要善於聯係我們的豐富知識，又要善於避開一些次要的問題。瑞典一位科學家在給學習人員布置課題和參考書時常常囑咐一句：“這些書，你不必都看，隻看對你解決問題有關的部分。”為了迅速攻克一個課題，宜於把它控製在盡可能小的範圍內，暫時用不著的東西先甩開它，不必無邊際的去看書。這不妨叫做戰略上要寬，戰術上要窄。這就是知識麵寬與窄的辯證法。
有的人很有學問，但終身庸碌，成就不大；有的人沒有多廣的知識，卻很有建樹。這種情況有相當一部分不能不歸結為思想方法是否對頭。如果思想方法錯誤，知識越多，就越可能成為書本的奴隸，過多的閱讀反會滯礙思想。對於思想方法正確的人來說，他是批判地博覽，力求保持獨立思考，避免因循守舊，用博覽啟發思想，博覽中注意研究、思考，就不會影響觀點的新鮮和獨創精神。
敢於追求真理，藐視權威
本著學術自由的精神，哈佛大學第21任校長艾略特認為，教師在哈佛大學具有不受政府、社會和學術權威限製的絕對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有按照自己興趣和意願運用教學方法的自由，有擺脫陳規陋習束縛的自由，享有安全保障，固定薪水和退休金的自由。
哈佛大學第22任校長阿伯特·L·勞威爾校長與艾略特一樣站在捍衛學術自由的前列。勞威爾對學術自由的表述在哈佛大學曆史上是經典性的。勞威爾指出：“經驗表明，而且現在也許沒有人能否認，隻有通過人們在各自專業領域投入畢生精力自由地探索真理，隻有通過向學生自由地傳授所發現的真理，知識才能進步或更快地進步。這一點已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真理。”
對於教師在專業領域中的自由，勞威爾認為：“大學的目標不僅是獲取知識，還是傳播知識。所以，每位教師必須完全自由地發表其在專業領域的研究成果……作為一名學者在專業學科領域發表的著作或觀點應該以學術的語言和形式來表達。”
對於教師在社會生活中的自由，勞威爾認為，一名教授在專業領域和課堂之外僅是作為一個公民發表言論，大學不應幹涉和限製。如果向教師強加種種限製，就會導致教師產生惱怒和屈辱心理，從而失去公民的自由。限製政策會嚴重妨礙優秀人才對的學術追求，因為它觸及到學術的尊嚴。如果一所大學對教授的言論進行審查，那麼，大學就要對允許教授發表的言論負有責任，這對大學來說是不明智的。大學要麼對允許教授在公眾場合發表的言論負完全責任，要麼不對教授的任何言論負責，讓他們像其他公民一樣按國家法律去把握自己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