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校長，各位女士和先生們，我的同胞們：羅威爾校長給我這個機會來當著這麼多聽眾講幾句話，使我覺得非常榮幸。他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我們也都是支持共和黨的人。他是我們最負盛譽的大學校長，是美國最重要、最有權威地位的人之一，也是一位研究政治及政府的最優秀學者和曆史學家。現在他和我對於這當前的重大問題，在想法上也許不盡相同，但是我相信關於世界的和平安全及美國的幸福，我們的目的卻沒有分別。如果你們允許，我願以我本人的立場來說幾句話。我曾經一次又一次述說，我覺得我已用簡單的語句表達了出來，但是有人還是誤解我的意思，有些高尚人士沒有注意到我話中的意義，遂產生彼此的誤會——他們竟說我是反對任何國際聯盟組織的人。我並不反對，一點也不反對。我渴望由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國家，聯合成為我們所謂的聯盟，而非法國人所謂的協會，聯合各國的力量，盡一切努力去獲得世界和平，並促使裁減軍備的早日實現。”
喬治的演說曾說服了許多聽眾。因為他們能心平氣和地聽下去，並覺得他的立場是公正的，可以接受的。
在演講中，若一開頭就擺出“唯我正確”架勢，針對聽眾的不同看法，進行批判式的訓話，效果總是不好的。為什麼？著名的心理學家魯賓遜教授有一段話回答得很好。他說，在日常生活中，原本自己的一些觀點、意見改變，再接受新的觀電、意見的這個過程，是不知不覺的，是心中沒有感到任何壓力或會傷感情的。但現在突然有人指出，你的看法是錯誤的，於是心理上，就會對這種責備起反感，就不會輕易變更自己的想法。相反，會不由自主地去頑強地捍衛它。這不是由於意見值得我們捍衛，而是由於我們的尊嚴受到傷害。“我的”
這兩個字，在人的信仰裏是最重要的。不論是“我的”
狗、“我的”家、“我的”信仰、“我的”國家，以及“我的”上帝，都是一樣的。我們不但不願別人指責我們的表壞了，或我們的書本破舊了，舉凡說我們所擁有的任何事不好，我們都反感。我們樂意繼續相信自己相信的，所以若遇到有人懷疑時，一定會尋找許多借口去捍衛它。
結果大多數我們的所謂推理，都是在找辯證，去繼續相信我們已經相信的。
所以，說服人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剛開始時便著重講一些你和所有的聽眾都同意的事，然後再提出聽眾所樂於獲得解答的一些問題，再和聽眾一起去討論出答案。
你要做的就是把你所觀察的事實提出來，聽眾便會不自覺地受引導，而接受你的結論。他們會對你十分堅信，因為他們覺得是自己所發現的。
智者的回答
愚人想什麼就說什麼，智人先思考後發言。
——《便西拉智訓》
有一次，一位西方記者在宴會上向周總理提問：“你們國庫到底有多少人民幣？”這個問題既不能厲聲拒答，傷了和氣，又不能和盤托出，泄露國家機密。
於是，周總理巧妙答道：“共有18元8角8分。中國的人民幣麵值有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10種，相加正好是18元8角8分。”
出席宴會的中外賓客，聽了無不點頭稱是，無不佩服周恩來總理的機智和妙語巧答。
這種“答非所問法”表麵看來相當溫和，同時又帶點批評意思，雖不合邏輯實則妙趣天成，以巧解困，不失為應變的好方法。
一次，老師通知班上女同學說：“明天全體女同學一律不準穿褲子！——聽清楚了沒有？”女同學齊聲應道：“聽清楚了。”
老師這一個通知，若非當事人，恐怕有點惶恐不解，要“全體女同學一律不準穿褲子”是什麼意思？其實全體女同學早就明白，因為老師已經交代過，明天將舉行大型活動，要她們統一穿裙子。老師講的是一個歧義句。
在日常生活中歧義句是普遍存在、經常出現的，如“這是我的書”，到底是“我”買的書，還是我寫的書？
如此等等。
答非所問與偷換概念是不同的。雖然偷換概念也可以形成答非所問，但偷換概念是曲解，而我們這裏答非所問則是歧義。偷換概念是通過改變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達到曲解人家的原意；而答非所問則是通過改變原話的語義和語境，發揮潛伏在原話裏的歧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