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道：“老頭子，您知道我也是唯物論者，但人在廣場怎麼從高處摔死？”
父親遞了張報紙給我，指著一行標題“風箏載人上天”，上麵報道有個小夥子做了一個大風箏，可以趴在上麵半個小時，離地五六十米雲雲。
父親道：“元宵前後，也是放風箏好時節，並且隻要十五米的高度，一隻不用很大的風箏就能做到，所以要是我說，謀殺遠比所謂神鬼之力的可能性大得多。”
我便問道：“那野狗的事呢？”
父親笑道：“你真沒見識，狗，隻要你不動，它們不會咬你的，那人就是因為一身殺氣，狗才會攻擊他。”
石英傑這時又道：“那個蒙麵人，比狗還不如，不用可憐他！”
我搖了搖頭，石英傑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我不是，雖然我討厭那個國家的人和事，也拒絕購買那個國家的商品。但現在是和平時期，很多事情不能也不允許太偏激，雖然他要殺我，但他終究沒殺得了我，並且，不可否認，畢竟是同類，眼見他這樣，心裏還是不好受的。
“那麼李伯和那位局長呢？”我錯開話題，提出心裏最大疑問。
父親還沒有開口，這時邊上的石英傑掏著鼻孔笑道：“老荊，你這人，有時很精，有時又很糊塗。”
石英傑是我的一位朋友，雖然他在經濟學方麵有一定的造詣，但按他自己所說的，他是一個研究心理學的人。他笑道：“老荊，你敢說你走出門口的時候，你就信了那姓蕭的話？”
我想了想，這個的確不好回答，我抬起頭道：“隻能說，我當時不能肯定蕭某人說的是真話。”
石英傑之後，做了一番論證，他的意思不外就是說，聽到陳伯說話，其實不過是我自己的心理暗示罷了。我一時也無法反駁他這種說法。
此事隻好不了而了之。
又過了一年，在去意大利的班機上，我靠窗打著盹，機上沒有幾個人，基本一排椅子就坐一兩個人。
我醒來時，發現我隔壁坐著一個亞洲人，他在拆一條繩子，見我望著他，便笑問道：“外國人？”
反正在機上時間漫長，我道：“不，我是中國人。”
他笑道：“我也算是中國人，日籍華人。”
我瞧他手上在擺弄的繩子，讓我很熟悉，但一時想不起是在哪見到過。
他這時又道：“我少年時，曾在香港生活過。我父親是中國人。”
我心裏一跳，對了，就這個結！
我苦笑道：“冒昧問一句，令堂是越南人？”
他很高興的道：“是啊。你怎麼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