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在國外留學期間，刻意求學，哪裏有好大學，哪裏藏書豐富，他便去哪裏拜師、聽課和研究。不僅讀書本，而且留心觀察當地的風土人情，而對在多數所重視的學位之類，他卻淡然視之，一概不感興趣。他一生在10多所大學讀過書，做過研究，不曾聽說他得過什麼“博士”、“碩士”學位，甚至連大學的文憑也未曾聽說他拿過。一代學界泰鬥，學問之大，卻沒什麼學位文憑，這便是陳寅恪的一在奇特之處。但他廣博學識，也是舉世聞名的奇特之處。而這些，又是由學而來的。
陳寅恪於1926年到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任職。當時的清華校刊曾忖門登載消息報導：“聞教授在歐美多年，購買書籍極豐，每年翻轉送數箱回國，將來悉度置吾校研究室中，則同學諸君大可飽覽也。”可見其所學之多、之廣。
學習是沒有局限的，古今中外，隻要是精華，就要學習。陳寅恪學識精深博大，深悉中國學術的傳統精神；另一方麵，對西方的新觀點、近現代科學方法及工具，他同樣有極深的造詣。以語言為例，他通曉的總共有二三十種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國文學自不必說，蒙古文、滿文、阿拉伯文、印度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羅文、希臘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許多中亞細亞現存或已死亡的文字，他都精通。這些語言幫助他能解決別人所未能解決的問題，發現別人所未能發現的曆史真相。對於國學，陳寅恪同時代的讀書人能背誦“四書”、“五經”就可以了，而陳寅恪卻背誦十三經、二十四史也是滾瓜爛熟，如數家珍。這些如果沒有苦學做基礎，怎麼會如此呢？
趙元任曾講過司馬遷的例子，鼓勵青年人學習。我國曆史巨著《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從幼年起開始漫遊，足跡遍及黃河、長江流域。彙集了大量的社會素材和曆史素材，為《史記》的創作奠定了基礎；德國偉大詩人、小說家和戲劇家歌德，前後花了60年的時間，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寫出了對世界文學界和思想界產生巨大影響的詩劇《浮士德》。
陳景潤說：“我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這個難題之前，曾經曆了將近10年的準備時間，在這10年中，我夜以繼日地學習，有時一連運算幾天幾夜，連吃飯、睡覺也都忘了。”他還說：“攀登科學高峰，就像運動員攀登珠穆朗瑪峰一樣，要克服無數艱難險阻，懦夫和懶漢是不可能享受到勝利的喜悅和幸福的。”他能取得震驚世界的成就正是勤奮努力的結果。
蔣善國在回憶梁啟超的文章中寫道：
“在靜安先生自沉時，任公先生患溺血症，初入德國醫院治療，繼又入協和醫院，施用手術。迄未愈而座。時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也。當時清華畢業各研究生全體素服，虔哀祭悼。於逝世前一日，餘曾赴協和醫院視疾，醫生囑勿見人，遂留名刺書數語而歸，乃次日即聞訃音，傷哉！蓋任公先生性好動，所謂自強不息者，其在研究室草《中國文化史》講義，每日約三千言，並指導研究生一切功課。此外每日為鬆坡圖書館鬻書捐助基金，揮毫不輟，而每晚又必與家人弄麻雀牌，以資消遣，其病純由於勞累過度。當時名醫蕭龍友為之診治，曾謂餘曰：“梁先生不能靜養，病中猶執卷不輟；如能百日內不看書，餘定保其痊愈也。”次後安葬，餘親為執紼，送葬於西山塋地，其墓近臥佛寺，即民國十四年任公先生為其夫人營葬處也，至此與夫人合葬焉。
靜安先生之學深邃湛遠；任公先生之學偉大宏博，尤富組織力，不僅其文汪洋浩瀚，娓娓動人已也。靜安先生年五十一歲自沉及任公先生五十六歲病歿，先後相距隻一年之久，研究院竟喪二大師。如天假之年，則二先生對於國學，當更有發揚也。”
清華人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也給了我們啟示：好學、多學、廣學，要有一顆求知的心，你才會不斷進步。
耕耘與收獲
沒有付出，就不會有回報。這是每個人都懂得的道理。如果春天的時候沒有耕耘的辛苦，那麼秋天的時候就不會有豐收的喜悅。學習如此，做事如此，如果要成功，你就要為成功做好準備，不停地前進，直向成功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