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946年，作為安插在戴笠身邊的“釘子”，劉玉珠以戴笠情婦的身份，時刻監視著戴笠，並將他的一舉一動向幕後指使者馬漢三彙報。
就在戴笠帶劉玉珠來到青島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劉玉珠利用了戴笠的疏忽大意，意外得知了戴笠手中掌握有九龍寶劍和傳國玉璽兩件寶物，並要送交蔣介石以邀功，進而保住自己的地位或謀求全身而退。但是，就在劉玉珠還未來得及向馬漢三彙報的時候，戴笠就突然決定立即前去“上海”。而最讓劉玉珠鬱悶的是，戴笠此次去上海是要“與老情人蝴蝶約會”。妒火中燒的劉玉珠，憤恨之下，執行了馬漢三之前交給她的任務，在戴笠飛往“上海”的飛機上動了手腳。
果然，當天下午，她便從馬漢三處得知戴笠飛機“因遇惡劣天氣而墜毀”的消息，並得到“日後必有厚賞”的承諾。想到戴笠曾隨身攜帶兩件至寶，於是劉玉珠便在住處仔細翻找，但一無所獲。劉玉珠就據此判斷，寶物被戴笠一同帶上了飛機。再後來，她得知在戴笠飛機墜毀處，軍統找到了那把已經成為廢鐵一塊的乾隆九龍寶劍，而沒有任何傳國玉璽的消息。劉玉珠斷定，傳國玉璽一定是被遺落到了飛機墜毀現場，此刻可能已經被現場附近的當地人撿到偷偷藏了起來。
意外的是，就在戴笠墜機一個月後，劉玉珠發現自己竟然懷孕了，是戴笠的骨肉。想到戴笠平時縱然風流，但畢竟待自己不薄，而且也不想晚年落個孤苦淒涼、無依無靠的結果，所以劉玉珠就脫離軍統，隱姓埋名，將孩子生了下來。為了安全，劉玉珠讓這個男孩隨母姓“劉”，並取名“義尋”。隨後，她便攜子來到南京定居。
在撫養兒子劉義尋的過程中，劉玉珠也沒有停止對傳國玉璽的尋訪。憑借其出色的特務能力，劉玉珠竟然從事發地魚塘的主人行蹤、事發後衛傳鶴家的低調謹慎等細節，尋得了傳國玉璽可能在衛家的蛛絲馬跡。
就在劉玉珠打算將傳國玉璽奪回據為己有時，突然身染重病。深感時日無多的劉玉珠，向10多歲的兒子劉義尋告之了他的身世和關於傳國玉璽的秘密。並囑咐兒子一定要找到傳國玉璽，“以慰藉生身之父戴笠，並替母贖罪”。
也許是遺傳了父親戴笠的能力，年紀輕輕的劉義尋竟然打聽到衛家人的下落，並隻身來到廣西。在他的努力下，已經基本確定衛家手中藏有傳國玉璽。無奈，衛家護寶極其謹慎，實在沒有機會下手。在等待機會中，劉義尋在廣西百色也娶妻生子。孤苦無依，無父無母、無兄無姐的劉義尋深深渴望家族的溫暖，於是將兒子的姓氏由“劉”改“戴”，取名“銘道”，以期待有一天能認祖歸宗。
三十多年過去了，衛光進早已作古，衛傳鶴和劉義尋也已相繼去世。已經成年的戴銘道以教授和企業家的身份為掩護，不忘繼承奶奶、父親的遺誌，一直試圖與韋家接近，並攻破韋家防線。但這也引起了韋福臨的警覺。作為這個世上唯一知道傳國玉璽確切下落的人，韋福臨沒有給戴銘道留下絲毫機會。
“早晚你死後，你會將秘密傳授給你兒子韋大滿的。”戴銘道對韋福臨恨的咬牙切實，“我就提前先從你兒子身上下手”。於是，戴銘道冥思苦想，終於從當地古老的“四孝”“蔑君”傳統中找到靈感，秘密組織了“四孝教”，並想方設法將韋大滿發展為忠實的“信徒”。
“苦心不負有心人”，終於，韋福臨在飽受疾病折磨，把傳國玉璽的秘密傳給兒子韋大滿後，撒手而去。
就在守喪三天期滿後，韋大滿被戴銘道偽裝的“道尊”進行了長達一個月時間的強化洗腦。“隻有交出傳國玉璽，並由‘道尊’毀掉玉璽，自己和自己家族才能‘祛病消災’”的意識在韋大滿心中得到了堅定和強化。至此，韋大滿終於決定背棄對父親和祖輩的承諾，交出傳國玉璽。
也許是出於習慣，戴銘道在講述這段曆史時，忘記了自己是一個重大案件的嫌疑人，而是仍然教授範十足地似乎在給學生上課。
當然，審訊他的警察們，也依然很享受地聽著這段離奇曲折的講述。聽完後，張劍東與身邊一同審訊的警察們交換了一下眼神，問戴銘道：“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不理解，我苦心經營的思想控製，怎麼在廉立康、向小天和韋大滿身上就那麼脆弱？”戴銘道表情很痛苦，似乎為自己的失敗很不服氣。
“你的編製的虛假邪教，當然無法抵擋丈夫對家庭的責任，無法抵擋兒子對母親的孝心，無法抵擋兄長對妹妹的親情，更無法抵擋人們內心對維護正義的本性。”張劍東義正言辭地回答了戴銘道，“把他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