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由許許多多偶然的和必然的事件組合而成，有時一次偶然的事件使某個人變成了大人物，有時一次偶然的事件使某個人變成了小人物。在常人看來，大人物總是和大事件聯係在一起，小人物總是和小事件聯係在一起。有的人一輩子也不會做成一件大事。但是，無論大人物還是小人物，都會和一件又一件必然性的小事發生關係。因此說，小事情是人一生中最基本的內容。
大事件是可遇不可求的，小事情卻每天都在發生。順利、妥貼而又快樂地去處理一件小事情容易，但每天都能順利、妥貼而又快樂地去處理一件小事情卻是十分困難的。如果一輩子都無怨無悔地、謹慎小心地、愉悅歡快地去處理一件又一件小事，那大概要比做一件大事還要難。
大事能檢驗一個人的智慧、才能和品格，小事也能。如果每一件小事都做得漂亮、舒心，那你也能得到極大的快樂和對自我的肯定。一個人心甘情願做小事，與大徹大悟地去做小事的人，與無覺悟、無了解做小事的人截然不同。有做大事的才能、學問、修養，卻甘心做小事，自然與那些本來隻能夠做小事，而終身被小事糾纏的人，不能同日而浯。
就社會的職業來說，企業的頭兒，機關的領導要有人做，而扛槍站崗是戰士的職責，我當農民就盡到做農民的職責，做工人、做商人，就盡到做工人、做商人的職責，這對國家、對社會的價值，與做頭兒做領導各盡其責，是等量齊觀的。
莊子說：“天下沒有以秋毫之末為大，以泰山為小的，也沒有以殤子為長壽，以彭祖為短命的。因其所大而大的，萬物就不會不大，因其所小而小的，萬物就不會不小。”大小在自我的本體上，而不在他人的觀念上，也不在名與不名，知與不知上。
做人隻是做人，千萬不要為名聲而做人，不要為了求人知道而做人。培根說：“虛榮的人為智者所輕蔑，愚者所歎服，阿諛者所崇拜，而為自己的虛榮所奴役。”老子說：“知道我的人不多，就顯示了我的尊貴。”知道我的人多，作為我，也就過於平庸淺薄了，所以容易被人知。知道我的人少，作為我，也就高深莫測，別人難以了解，所以尊貴。而且世人多數是近視鄙見，這樣的名與知，譽與毀，又怎麼能增加與減損我本質上的大小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丘吉爾因為有卓越功勳，戰後在他退位時，英國國會打算通過提案，塑造一尊他的銅像放在公園裏供遊人景仰。一般人享此殊榮，高興還來不及，丘吉爾卻一口拒絕了。他說：“多謝大家的好意，我怕鳥兒在我的銅像上拉糞，那是多麼的有煞風景啊。所以我看還是免了吧！”偉大的人物、不朽的功勳隻有經曆史檢驗才記得住。建造塑像不見得會使你的形象更加偉大，不見得會使你的名聲更加響亮。可是，隻要自己對人類、對國家、對民族有貢獻，就是不得名、不得利，也不能減損絲毫的貢獻。黃金、美玉埋在土中，人們知道它是金玉它就是金玉，人們不知道它是金玉它還是金玉，人為地抬高它的價值或貶低它的價值，對金玉本身也不能增減絲毫。“黃鍾毀棄，瓦缶雷鳴”，我國封建時代許多皇帝是“瓦缶”，“黃鍾大呂”難有成就。
孔於是春秋時期一流的人物，卻難以在祖國立身，隻得周遊列國，而列國也不肯任用他，使得孔子一身的才華無處施展。豈不知，在當時才華被埋沒的像孔子這樣的人社會上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說人類曆史上真正偉大的人才，經常被埋沒在無聲無息、無名無知的普通人群之中，沒有得到合理的任用。可是在當時，人們做人的要旨，就是寧做毀棄的黃鍾，也不做雷鳴的瓦缶。天玄子說：“安小處卑，就不會遭到怨恨；好大爭高，往往招惹是非；爭名奪利，容易喪失自身；守住雌柔，令人尊敬。”這幾句話可以作為精妙的“處世四訣”，做人要安心於做小事，自安於卑下的地位。能自安於做小事、處下位的人，他為人處世就無嫉妒、無強求，也就無怨恨、無過失了。我們要樂於做小事、處下位，並不是要求不長進，而是要在小事中做出大事來，在下位中做出高明來。
在忙碌與奔勞的生活中，我們要能了解自己是在“為工作、為事業”，而忙，還是在“為名聲、為利欲”而忙？有人忙來忙去，隻是為了名利。有人所忙的是除了為生活之外，還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對社會大眾有所貢獻。目的不同，心情也就不同。前者煩熱，後者清涼，雪萊說：“品格可能在重大的時刻中表現出來，但它卻是在無關緊要的時刻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