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亞夫平叛是典型的“以靜製動”的故事，這是水道避高趨下的另一種運用。按照中國古人的解釋，“動”有力爭的意思，而“靜”有不爭的意思。“動”導致“形”變而力發，“靜”則保持“形”不變而力聚。什麼是“靜”？從中國戰略的角度看，“動”是一種變化的有形狀態，對方能夠察覺；而“靜”則是一種不變的無形狀態，或者說是一種對方難以判定的虛無狀態，是“虛無者道之舍”。在中國戰略家們看來，戰略計劃實施之前，將力量處在一種“靜”的狀態下，可以做到我不動而敵動，我後動而敵先動，從而達到我無形而敵有形或者敵先於我示形。
許多商家實際上已經悟到了“動靜之理”。長城集團有一則廣告叫“現代商戰辯證法”。廣告詞說：商場如戰場，置身於此，沉浮與否，無人知曉。此時，要想沉著應戰，通曉辯證法尤為重要，長城R2000係列商用筆記本電腦，彙通現代商戰辯證法，助你和你的精英，掌控競爭，自如在己。爾後，重點提出三條：剛柔有度，高低有效，動靜有法。
廣告詞最後重點提出的三點：“剛柔有度，高低有效，動靜有法。”無一不暗合了水之道的奧妙。
避高趨下——吳漢分而敗合而勝
《淮南子·兵略訓》中說：“夫五指之更彈，不若卷手之一柱；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意思是五個手指輪番敲打，不如握拳一擊；萬人輪番進攻，不如百人同時進攻。
在戰爭中，要戰勝強大的敵人，必須集中精兵良將，重點出擊，在某一局部形成自己的優勢，以此擊垮對手，贏得勝利。
東漢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初，一位名叫吳漢的將領率步騎兵2萬人進攻成都的公孫述，立營於錦江北岸；另派劉尚率軍萬餘人駐屯於江南，20餘裏隔江相望。
公孫述派謝豐、袁吉率眾10萬餘人進攻吳漢，另派萬餘人鉗製劉尚，使吳、劉二軍不能相救。
吳漢兵敗退入堡壘，被謝豐和袁吉圍困起來。
千鈞一發之際，吳漢對將領們說：“我和你們跨越險阻，轉戰千裏，深入敵人腹地。現在受到圍困，與劉將軍不能互相照應，後果不堪設想。我想偷偷衝出敵人的包圍，與劉尚會合，合兵一處，共同抵禦敵人。如果大家同心協力，大功可立；不然必定失敗。成敗之機，在此一舉。”眾將都表示聽從指揮。
於是，吳漢犒賞軍士，飽喂戰馬，閉營3天不出戰。同時多立旌旗，營中煙火不絕，以迷惑敵人。然後利用夜暗作掩護，悄悄行動，移軍南岸，與劉尚會合。
次日拂曉，敵人發覺了吳漢的行動。謝豐親率主力攻擊劉尚，吳漢、劉尚集中全力迎戰，敵軍大敗，謝袁二人皆戰死陣中。漢軍乘勝進攻成都，公孫述負傷而死，餘眾投降。此戰漢軍先分而敗，後合而勝，充分說明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這是水道避高趨下的另一種應用。
實現我實而敵虛，就要“專”，就要集中兵力。在進攻中，集中兵力、形成拳頭則為實，這是水道的“趨下”；分散兵力、伸開五指則為虛。在防禦中，集中兵力，重點防備則為實，這是水道的“避高”；分散兵力，四處防備則為虛。集中兵力，這是軍事上的一條通則。敵人雖然很多，如果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一起，把敵人的兵力分散在各處，我們仍然能夠在局部上形成兵力對比的優勢。形成了這種優勢，我們就可以與敵交戰了。
關於“集中兵力”，在商戰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並得到廣泛的應用。1994年底，TCL大屏幕彩電決定搶灘北京。當時北京市場已有不下50個彩電品牌，但經過周密研究，李東生決定采用在短時間內集中投入力量的辦法啟動市場。盡管TCL人在北京白天吃方便麵，晚上睡地鋪，但硬是擠出80萬元，在北京展開了宣傳攻勢。與此同時，他們想方設法說服了第一批14家商場，以每平方米櫃台每月銷售低於5萬元則給予商場賠償的“不平等條約”，讓自己的彩電擺上寸土寸金的北京商場。製作自己特有的銷售專櫃，派出自己訓練有素的營銷員，亮出比外國名牌低23的價格，配以淩厲的廣告攻勢，結果，“王牌”在北京各大商場平均每平方米專櫃的銷售額高達30萬元。“王牌”在北京銷售量壓倒進口國際名牌而坐上頭把交椅。
戰爭對抗是力量與力量的對抗，具有力量優勢的一方獲勝。集中兵力，可以獲得對抗狀態時的力量對比的優勢，或者說形成局部的優勢。所以說，“集中兵力”，反映了全局與局部的辯證關係，體現出力量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組合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