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的核心在於一個“避”字，其實就是水道的屈與不爭。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乃俊傑，有時候還要學會避禍自保，避免與敵手正麵相撞，使自己得不償失。這種謀略的表現形式很多，可以從時間上分為防患於未然和補救於事後，可以從態度分為積極遏製和消極避讓，可以從手段上分為正當和擔曲。“走”或“不走”有時的確要費一番思量。該走的時候不走，不該走的時候又走了，都會產生困擾。所以，“走”也是一門藝術，既要掌握時機，也要靠點運氣，才能走得正是時候，走得理直氣壯。
屈與不爭——申屠蟠逃避議政
申屠蟠生於漢代末年。當時遊士汝南範滂等人非議朝政，隨之，公卿以下的官，都折斷符節辭職，太學院裏學生爭相仿效議政的時風，認為文學將興起，文人將被重用，申屠蟠偏偏歎息道：“從前戰國時代，文人在一起議政，各國國王爭相作掃除異己的先驅，最終有了焚書坑儒的大禍，今天看來也要有禍了。”於是銷聲匿跡，躲到梁山、碭山之間，以樹做房屋，一切都自己動手幹。
過了兩年，範滂等人果然因“誹訕朝廷”而惹禍，有的被處死，有的受刑，隻有申屠蟠保全了性命。
在我方與敵方的較量中，如果我方處於劣勢，硬拚，是以雞蛋碰石頭，沒有生路；屈服，永遠受製於他人，更不可能有生路。惹不起，躲著走，方是求生求存求複興的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這叫“走著瞧”。
建功立業，是千百年來不少人的人生夢想，在這種夢想的感召下，湧現出許多英雄豪傑，他們的確創立了豐功偉績。但是，傑出的業績，經常是危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忘；功蓋天下者不賞，聲名震主者身敗。韓信、嶽飛、李善長等一大批仁人誌士不了解這其中的奧秘，因此被殺。張良、範蠡、韓世忠、石守信等智者深明上述道理，激流勇退，去官歸隱，因此，像水那樣屈與不爭，苟全性命，更以廣闊的胸懷，引起後人景仰。這種走法，叫“功成身退”，正是水道屈與不爭謀略的運用。
屈與不爭——曾國藩功成身退
湘軍是曾國藩一手炮製的，它與清政府的其他軍隊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皆由政府編練。遇到戰事，清廷便調遣將領，統兵出征，事畢，軍權繳回。湘軍則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親自選募，哨官則由營官親自選募，而營官都是曾國藩的親朋好友、同學、同鄉、門生等。由此可見，這支湘軍實際上是“兵為將有”，從士兵到營官所有的人都絕對服從於曾國藩一人。這樣一支具有濃烈的封建個人隸屬關係的軍隊，包括清政府在內的任何別的團體或個人要調遣它，是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軍成立後，首先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太平軍。在曾國藩的指揮下，湘軍依仗洋槍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國的部分地區。為了盡快將太平天國的起義鎮壓下去，在清朝正規軍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清廷於1861年11月任命曾國藩統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軍務，這四個省的巡撫（相當於省長）、提督（相當於省軍區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員，皆歸曾國藩節製。自從有清以來，漢族人獲得的官僚權力，最多是轄製兩三個省，因此曾國藩是有清以來漢族官僚獲得的最大權力。
對此，曾國藩並沒有洋洋自得，也不敢過於高興。他頭腦非常清醒，時時懷著戒懼之心，居安思危，審時韜晦。
後來，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曾國藩因為作戰有功，被封為毅勇侯，世襲罔替。這對曾國藩來說，真可謂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計的曾國藩此時並未感到春風得意，飄飄然。相反，他卻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謹慎。他在這個時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賞自己的成績和名利，而是擔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運。他想起了在中國曆史上曾有許多身居權要的重臣，因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敗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