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帶來的好運
現實生活中概念使用的不明確，經常會給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在人們溝通的過程中，語境有時會影響溝通交流的方向和效果。
在明朝永樂二十二年的狀元考試中，殿試選定孫日恭為狀元，邢寬為榜眼。當時在張榜公布的時候，狀元卻由孫日恭替換成了邢寬。這是為什麼呢？原來負責給皇帝抄寫小金榜的官員把孫日恭的“日恭”寫得太靠近了。由於過去書寫時采用的是豎寫，將“日恭”兩個字寫得像是“暴”字。由於永樂帝的皇位是從他的侄子手中用暴力的手段奪過來的，並且為此還曾打了好幾年的仗，他的侄子從此就下落不明，此後他曾派人四處尋找這個侄子卻一直沒有得到確切的消息。所以永樂國王對“暴”這個字十分地反感和厭惡。相反他對“邢寬”這個名字卻很感興趣，認為這個名字含有“刑正寬和”的含義。於是孫日恭因為名字而丟掉了狀元，而邢寬卻因為起了個好名字而成了欽定的狀元。
在清朝末年的一次殿試中，排在首位的人名字叫做朱汝珍，但是因為慈禧太後曾經害死過珍妃，所以她對這個“珍”字十分敏感。而且又因為這個朱汝珍是廣東人，而慈禧太後最為痛恨的康有為也是廣東人，所以她就把朱汝珍從第一名的位置上畫掉，而補上了排在後麵的劉春霖。因為慈禧太後認為劉春霖這個名字很吉祥，春霖有霖雨蒼生的意思，而當年正值大旱，急需一場大雨。於是慈禧太後大筆一揮，劉春霖就因為自己有個好名字而成了新科狀元。
在過去，商家店鋪常以具有自己特色的對聯渲染一種氣氛。例如有的剃頭鋪的對聯是：“來客都得低頭，看我頂上功夫。”仔細一琢磨感覺挺有意思的。但有家剃頭鋪牛皮吹大了，門口的對聯寫道：“問天下頭顱幾許，看老夫手段如何”。誰還敢拿腦袋和他細琢磨啊，自然沒有人敢上他那裏去剃頭了。
上麵說的故事，我們現在聽來算是笑話。但是利用概念不明確，詞語容易產生歧義的這種現象，故意模糊詞語在特定語境中的含義，那麼就是模糊語境的詭辯了。例如有家美發店將自己店鋪的名字叫做“最高發院”，雖然由這個名字可以讓人們產生一些聯想，咋一看上去還有些意趣，但是店家的這個名字卻違反了我國廣告法的相關規定：不得使用國家機關的名稱命名。所以根據廣告法的要求，“最高發院”這個名字是違法的。
報紙上曾經報道過這樣一條新聞，有個人在年初向另一個人借了1.8萬元錢，年中還了1萬元，另一個人向其出具了“某今還欠款1萬元整”的紙條，一式兩份。雖然紙條上簽有兩人的名字，但是沒有寫明是收據，落款處也沒有寫明“收款人”。當這個人後來再還所欠餘款時，另一人人說應該還1萬元，並且拿出了當初的紙條為證：“某今還（hái）欠款1萬元整”。
按照我們在生活中的通常習慣，還錢時所出具的收據是“收到還（huán）款多少”的收據，不可能出具“還（hái）欠款多少”的收據。這是收錢時的特定語境所決定的。但是由於上例中的紙條有一個並非多餘的“欠”字，就給詭辯者利用“還”的語境歧義來模糊概念提供了借口。
對於這類的詭辯，我們隻能還原其特定的語境，並在特定的語境中解釋某一概念的確切含義。另外，某些概念的定義有時還具有特定範圍內的約定俗成性，如果撇開這種特定的範圍，也會使正常的人際溝通出現障礙。
比如，在現在的生活中，我們隨處可以看到各種網絡用語，網絡語言已經成為年輕人的一種時尚。但是這種時尚的受眾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就使得很多中老年人麵對“GG”、“灌水”等網絡詞彙時一頭霧水，根本無法理解這些詞語究竟代表的是什麼含義。鑒於此，上海市曾經專門頒布了規定，明確規定：漢語文出版物、國家機關公文、學校教育教學不得使用不符合現代漢語詞彙和語法規範的網絡語言。即使需要使用，不得不出現時，也應該注明它的中文明確含義。
如果人們故意無視這種約定俗成，故意撇開特定的範圍，人際溝通的理據性原則和通用性原則就會遭到破壞，就會被故意模糊語境的詭辯者鑽了空子。
曾經在報紙上出現過這樣的一則新聞報道，重慶市某鎮政府將其所有的一棟二層樓的公房經過招標後拍賣，以3萬元的價錢賣給了某人。在5年之後，這棟樓房拆遷，這個人領到了十幾萬元的拆遷補償費。鎮政府這時卻以當年拍賣的不是整棟的樓房，隻是底層的四間房為由，將這個人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返還10萬元的“不當得利”。此後，經過法院的調查得出如下結論：其一，當初招標拍賣以及簽訂合同都是以整棟樓房作為標的。其二，當地房屋買賣有一個特殊的交易習慣，即在買賣整棟樓房時，習慣以底層的房間數作為買賣登記的房間數。也就是說在買賣一棟樓時，當地習慣隻看底層有幾間。後來法院判決鎮政府敗訴，這個人的所得不屬於“不當得利”。
在法院的判決中，就還原了特定概念的特定語境，從而排除了詭辯。
通過上麵的幾個例子，我們可以了解到，正確而有效的溝通，它所使用的概念都應該是自始至終地保持概念的確定的同一性。隻有做到了這一點，我們才能避免由於概念不清所造成的種種不必要的誤會，拆穿各種故意模糊有關概念的狡辯，真正地做到正本清源。
概念的限定性
概念的限製有利於人們認識的深化，有利於具體、準確地表達思想，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觀事物。
在1954年4月，周恩來總理出席有關印度支那戰爭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在休會期間，他邀請卓別林夫婦到中國使館赴晚宴。席間，卓別林望著剛上桌的北京烤鴨詼諧地說：“我這個人對鴨子有著特殊的感情，所以我是不吃鴨子的。”眾人聽了，甚感不解，忙問其故。卓別林說：“我所創造的流浪漢夏爾洛，他走路時令人捧腹大笑的步態，就是從鴨子走路的形態得到啟發的。為了感謝鴨子，我從那以後就不吃鴨子了。”使館的人員連忙起來說：“非常抱歉……”卓別林笑著說：“不過，這次可以例外。”“為什麼？”“因為這不是美國鴨！”卓別林的一席話，引得大家笑聲不斷，都為這位幽默大師別具特色的幽默感所傾倒、折服。隨後，卓別林邊吃北京烤鴨邊對它讚不絕口。
卓別林運用幽默風趣的語言和跌宕起伏的手段，將“鴨”這一概念，過渡到“美國鴨”，用的就是概念限製的方法。從而使人們認識到，卓別林不吃的僅僅是“美國鴨”，中國的北京烤鴨不在其列。
魯迅先生臨終前，寫過一篇雜文《死》，告誡他的兒子：“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這句話顯然是難以理解的，也不夠準確。當魯迅先生修改手稿時，他便在“文學家”的前麵加上“空頭”兩個字，縮小了“文學家或美術家”的外延。經過這樣一限製，這句話就非常準確了。現在，魯迅的“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這句話，已經成為人們常用的至理名言了。
概念需要限製的一定要限製，這樣才能使概念明確。如果該限製的不限製，就會引起思想混亂，被人鑽空子。
隋文帝統一全國以後，吸取陳後主亡國的教訓，改革官製兵製，建立科舉製度，選用辦事精幹的官員，修訂刑律，特別注意節儉。他發現官吏有貪汙腐化行為，都要嚴懲，連自己的兒子也不放過。隋文帝發現太子楊勇生活奢侈，講究排場，很不高興，十分嚴厲地教訓了他。皇子楊廣非常狡猾，他表麵上裝得特別樸素老實，騙得了隋文帝和皇後的信任。結果，隋文帝把嫡長子楊勇廢了，改立次子楊廣為太子。但是隋文帝臨終時，突然發現楊廣是個偽君子，更不能容忍的是，楊廣竟要奸汙自己的寵妾宣華夫人陳氏，於是急召長子楊勇進宮，以便改立太子，吩咐後事。當時隋文帝又氣又急，大叫：“召我兒！”由於沒有說明召哪一個兒子，楊廣捷足先登，首先來到皇宮，關閉宮門，封鎖消息，並與一些奸臣陰謀奪取了皇位，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隋煬帝。
隋文帝下詔“召我兒”太籠統了，他沒有對“兒”進行限製，結果讓楊廣鑽了空子，並影響了中國曆史，可見概念的限製是多麼的重要。
打牌人的狡辯
故意將概念進行模糊，達到個人目的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時常會發生，下麵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有一次，老王去北京出差，住在一家旅館裏。有一天半夜，他被一群打牌人的哄笑聲驚醒。於是他就來到打牌人的房間，善意地提醒打牌人說：“各位，現在都已經12點多了，你們早點兒休息吧。”“你睡你自己的覺好了，管我們幹什麼啊？”其中一個打牌人不耐煩地說道。“你們這樣大聲地吵鬧，加上打牌的聲音又很大，影響到了其他人的休息。”老王繼續勸說著。“影響別人，又不影響你。”打牌人說。“這裏是公共場所，你們應該注意點。”老王繼續耐心地勸說著。“這裏是公共場所，又不是你的家裏，用得著你來管這麼多閑事嗎？”打牌人憤憤地說著。聽著打牌人的狡辯，老王真是覺得有理說不出，隻好無可奈何地回到自己的房間，忍受去了。
實際上，這些打牌人給老王的回答，不僅違背了公共道德，而且其實質就是一種狡辯。從邏輯上來說，這些打牌人是在概念問題上玩弄著無聊的詞語遊戲。
我們大家都知道，同一個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詞語來表達。比如我們可以使用“土豆”、“馬鈴薯”、“洋芋”來表達同一種食物，這三個詞語所表達的是一個相同的概念；同時同一個詞語也可以表達不同的概念，比如就拿“邏輯”這個詞來說，它既可以表達“事物”或是“思維的規律”這個概念，也可以表達作為一門科學的“邏輯學”這個概念。
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盡管一個詞語可以表達不同的概念，但是，確定的語言環境和說話者的客觀環境中，一個詞語所表達的概念就必須是確定的，而不是隨意加以解釋，認為它又表達其他的概念，否則，詞語就不能表示確定的概念，也就沒有確切的含義了。如果故意利用詞語的歧義而否定詞語的確定性，就會淪為詞語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