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係，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中國文明史經曆了夏、商、周的幾千年之後，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創立了儒家學說，它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係。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則明確表示其思想本色。
東周時期，中國社會處於曆史經曆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封建宗法等級製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蕩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曆史舞台，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麵。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於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係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衝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儒家學說產生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說全盤吸收了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係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麵，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但是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荀子?王製》）。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複雜，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
儒家的核心思想可歸結為一個字：“仁”。它講究修身養性、齊家治國，恪守中庸之道。中庸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把握陰陽的大智慧，尤其講變通，中是整全的，但我們無法同時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變成了合理。當它大才合理的時候，這個中就代表大，當它小才合理的時候，這個中就代表小，當它極端才合理的時候，中就代表極端。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這個合理點，達到以虛控實的目的。仁義禮隻是安人法，將心比心平衡的方法。還有經權之道。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隻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製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範，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製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係。“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