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興亡，首重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財政。”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早朝之時，朱厚熜以這樣一句話拉開了嘉靖新政的帷幕。
“吏治不清，必致朝政敗壞，累及民生。我朝開國之初，太祖高皇帝便定下律法，以六年為期實行京察，年老有疾者致仕，疲軟無為及素行不謹者關帶閑住，浮躁及才力不堪其用者貶謫罷黜，貪酷不法者削籍為民。此乃太祖文皇帝留給子孫萬世垂治天下之成法。但朕以為，如今我朝已進入中平守成之期，吏貪官橫之情狀較之洪武年間尤有過之，京察當由原來六年一期改為三年一期，自嘉靖一十八年京察之後至今已三年，朕此前已著內閣閣員、吏部侍郎徐階會同都察院都禦史陳鎰主持嘉靖二十二年京察，由兩京各大衙門司員職官自述三年來的秉職情狀，行謀是否保善家邦，言事是否苟利社稷；有何等職績，慷慨任事於法製之內；有何等缺失，毀瘁置君於暗墨之中。四品以上官員自陳得失之奏疏上呈禦前，由朕決定升降去留；四品以下官員，由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稱職者留用，不稱職者裁汰罷黜。去留即定之後，任職若有其他過失隱瞞未報者，由六科給事中或都察院禦史予以糾劾拾遺，從重論處，以儆效尤。凡京察中被罷官者，終身不複用。”
“實行京察考究京官得失，罷黜邪佞之徒及貪官汙吏隻是其一，我朝一大弊政乃是各衙門批複公文雖多卻未能落到實處，以致朝廷政令難以施行。為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當實行考成法以從嚴考究各級衙門及官吏貫徹朝廷詔旨情況。自即日起，京城各大衙門當設立三本賬，一本為底本，留衙存照；一本按職份分送六科，一本送內閣，由內閣稽查六科，由六科稽查六部；應天、順天兩府和一十三省各省府州縣也應建立公務登記台賬，辦理公文必須按時登記備查，上司衙門對其實行月考年稽，以保障朝廷法令如疾雷迅風，大行於天下。
“內閣掌中樞之職，上承朕意，下領百官，朕以社稷相托，付之九州國運、億兆民生。兩京一十三省應以半年為期，向內閣報告地方政事，由內閣會同吏部對京師各大衙門及各地牧民之官考勤考績，甄別全國官吏勤惰賢愚。今後官吏進退升罷，皆以考績為準，都察院與六科廊一幹風憲言官稽查有司信賞必罰，不得徇私舞弊。各部院司寺及各省府州縣官吏當謹奉王命，安守臣職，清廉為官，清平治政，方不負朕及萬民之托。若有作奸犯科、玩忽職守甚或恣行酷政、魚肉百姓者，朕能容之，國朝律法也難能容之！”
還未等朝臣從震驚中緩過勁來，朱厚熜又說：“朕近日查究國朝財政，曆年歲入不足銀三百萬，糧兩千三百一十九萬四千石。而兩京一十三省領食朝廷俸祿者，計有文官一萬八千人，吏員四萬二千人，武官三萬五千人，衛所三百九十四個，九邊軍八十九萬人，另有廩贍生員八萬五千八百人。如今乃是官員缺祿米，軍卒缺糧餉，各省府州縣更缺應急備荒之糧儲。古人雲‘倉廩實而知禮節’，市井俗語更說‘民無糧不穩，軍無糧必亂’，整頓吏治之外，時下最緊要的便是要改變稅製，開源節流，增加歲入！”
“開源節流，是解決時下財政危局之唯一辦法。論及開源，除鹽茶銅鐵等朝廷專營之政可課稅外，第一等便是田賦。天下田畝皆有定額，以嘉靖八年清查全國田畝之統計數額計，共計九百二十七萬五千六百零二頃又八十五畝。近十餘年來雖未清查，但依朕之見，近年四邊不靖，關外及江浙難民紛紛棄田而逃，如今實耕之地未見其增，反略減之。縱是發動百姓墾荒，依照國朝舊製，也是三年不起課，再三年減半征取，一時也無可加增。”
朝臣們又是一震，都以為皇上要加征賦稅了，一些有良知的官員開始在心裏斟酌措辭，想為民請命勸諫皇上，卻聽到朱厚熜又說：“國朝自太祖高皇帝開國以來，已曆一十一帝，每位先帝都對皇親國戚近侍功臣賞賜土地以示恩典。據宗人府簿冊登記，截至嘉靖二十一年，在籍皇室宗親有兩千六百二十七人，計有親王十八位，郡王五十六位，世子四位，長子二十一位，鎮國將軍一百二十三位，輔國將軍二百三十五位，奉國將軍二百六十四位，鎮國中尉八十五位，輔國中尉三十一位，奉國中尉二十九位，未封名爵者一千三百七十九位，庶人三百八十二位。這些宗親每人名下都有賞賜田地，多者上萬餘頃，少者也有幾百畝，合計二十多萬頃。此外，外戚、勳貴、內侍、功臣及寺觀等受賜子粒田更不可計數。按朝廷規製，上述人等田產一律不起課征稅，便有一幹刁民貪圖蠅頭小利，甘願賣身為奴將田產寄名其下，隻繳納低於朝廷賦稅之田租，又無須承擔徭役，宗親貴戚得了偌大實惠，朝廷卻少了許多賦稅收入。戶部據各地申報豁免賦稅統計，至去年此等免課田地合計已達四十六萬七千餘頃。這數十萬頃良田既非官民所有又非軍屯所用，若能起課，一年可增賦稅銀二百萬兩，糧近四百萬石。朕念及天親之情，許其將多占民田發還於民，受賜子粒田以民田賦稅之半起課納稅以為國用，由戶部並各省府州縣參酌實情確定，上呈禦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