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部在清查田畝之初，曾製定出合理的度量衡，以三尺五寸為一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命負責清查田畝的禦史和各級官府依照此例製作量弓。為了防止官員徇私舞弊以大弓丈量宗室豪強之田，卻以小弓丈量民田，朱厚熜特地吩咐呂芳指派鎮撫司緹騎校尉，手持鐵製量弓赴全國各地隨機抽樣進行複查，重重地辦了幾個玩忽職守的禦史和州縣堂尊。撈錢也不能撈砍頭的錢，麵對這樣心細如發又緇銖必較的皇上，那些貪官墨吏誰還敢在這天字第一號要務上玩貓膩？
一條鞭法頒布之後，天下大震。簡化征收項目和手續，計畝征銀，使得百姓不再受到催賦派役的貪官墨吏一再的敲詐盤剝；役銀由舊製按戶、丁征收改為丁、畝分擔，減少了無田或少田農民的負擔，丁門小戶的百姓無不拍手叫好，歌德頌聖之聲響徹大江南北，兩河上下。豪強地主卻如喪考妣——所占之田每畝要征銀近三分，占得越多征的就越多，他們能不肉疼嗎？自然也就引起了出身富家或與其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官員們的不滿。但皇上為了保證新法的推行，率先將自己的皇莊全部分發給了莊戶，所得收入賞賜給京官屬吏，並承諾永久取消折俸舊製，五年內將全部官員折色俸比例提高至銀八銅二。雖然錢米不多，畢竟是君父所賜，意義自然不能以常理而論。而且，內閣學士、六部九卿等朝廷要員之中，大多屬於“議禮派”，一條鞭法是早期領袖桂萼首先提出的方略，本就是當年“尊禮派”和“議禮派”爭論的焦點之一，如今自然不好自打耳光地跳出來反對。這些人不出麵，其他中低級官員也就鬧騰不起來多大的浪了。加之考成法和三年一期的京察當頭，大多數官員們縱使對有違祖製的新法不滿，卻也不敢明著反對，隻有個別迂腐守舊冥頑不靈的朝臣提出了“稅法違背祖製”的詰難。朱厚熜咬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然身為王臣，自當起課納稅。”這條原則，堅持推行“不辯親疏，不異貴賤，一致於法”的主張，嚴厲斥責了他們，並在不出人命的前提下，讓已經多時未用的廷杖幫助那些顢頇鄉願的老頑固以切膚之痛真正了解了皇上開創嘉靖新政的決心。在皇權威勢和鐵腕手段下，官員關於一條鞭法違背祖製的言論逐漸被壓服了。
相對於子粒田征稅和推行一條鞭法，推行火耗歸公和養廉銀的新政倒得到了全天下官員屬吏的交口稱讚。
官缺有要閑之分，同為正三品武職，管著三五個衛所的某省都指揮使自然不能與手握十萬大軍的九鎮總兵同日而語；更有肥瘦之分，莫說品秩一般的職位，便是品秩天壤之別也是肥瘦不均——號稱“天下詞臣之首”、位列小九卿的翰林院從二品掌院學士跟負責驗收全國各省府州縣貢品的戶部正九品府倉大使都沒法比，更不用說從六品的鹽運司判官、正四品的巡鹽禦史這樣的天字第一號肥缺。如今朝廷火耗歸於各省統一掌管，用為通省各級官員養廉，將全省官職以肥瘦分等，肥缺閑缺少補，瘦缺要缺多補。因天下肥缺畢竟隻是少數，大多數官員便從中得到了偌大的實惠。
更重要的一點是，自隋唐而宋元，經過七百多年的探索，中國封建文官製度已趨於完善，官僚政治也基本成熟，可以說明朝帝國的政權其實是由士大夫階層來支撐的，這些人耕讀為本，詩書傳家，自束發以來便受孔孟聖賢之道的教誨，滿腦子的“忠君報國”，一肚子的“修齊治平”，初入官場，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盡心盡責，想幹出一番偉業淩霄閣掛像煌煌史冊留名。可一是被朱元璋低薪製度逼得養家糊口都成問題，二來被各種官場潛規則逼得安心當個好官更不可能，因此就不免兩極分化，一大部分沾染官場腐朽之氣，日漸墮落，與貪官墨吏同流合汙，上下其手，由官場陋規的受害者搖身一變為推波助瀾的生力軍；極少數安貧樂道的官員艱難度日，成為官場笑柄。如今朝廷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為他們加薪，卻以製度的形式將他們的各種隱形收入合法化，變暗補為明補，平衡官員心理，更讓他們能一邊念叨著“君子好義，小人言利”，一邊心安理得地將大把大把的銀子裝進自己腰包，潔身自好的清廉官員不再為生計犯愁，不必每每遇到別人行賄心中便要天人交戰一番；貪官敲骨吸髓盤剝百姓或索賄受賄也失去了一定的原動力——雖然養廉銀根本無法與他們能收到的賄賂相比，但有皇上“拿了朕的養廉銀，若還是要貪，朕能容你，天理國法也難容你！”這樣的話時刻響在耳邊，即便是接銀票之時，心裏也不免要打個寒噤。
惟有這官紳一體納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