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要將嶽林、餘尊理、趙鼎、齊漢生等一十八名罪官處以廷杖的口諭頃刻間傳遍了京師各大衙門，一些年輕的官員聞之不禁駭然：一次十八人同時受刑，是怎樣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慘狀！許多親身經曆過嘉靖初年大禮儀之爭，尤其是經曆過嘉靖三年左順門事件的官員也不禁打了個寒噤——事隔二十年之後，當年那慘絕人寰的一幕又要再一次在午門上演了！
次日一早，五百多位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都奉旨來到了午門觀刑。一夜之間，午門廣場上搭起了一個木台，司禮監掌印呂芳和錦衣衛都督、永安侯薛林義正神色嚴峻地站在木台之上，讓大明內相和一位公侯來掌刑，足見皇上對此次廷杖的重視。不單如此，木台下還站著一排排鎮撫司的緹騎校尉。午門的四周，更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地站滿了禦林軍士兵，這樣的陣勢讓所有官員都感到了一種莫大的壓力，一個個麵色沉重地站在木台兩側，連大氣都不敢出一口。
廷杖即皇帝在朝廷上杖責臣下，是對官吏的一種刑罰。搞笑的是這樣的酷刑居然是始於盛唐玄宗的天寶年間，其後鮮有記載，隻有明朝才將之大行，成為具有鮮明的明朝特色的一種刑罰。有明一代，赫赫朝堂之上，大臣被扒去褲子打屁股的事情屢見不鮮，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封建官場的一大笑話。
明朝政治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皇帝多混帳而朝臣無大惡。自隋唐而宋元，經過七百多年的探索，中國封建文官製度已趨於完善，官僚政治也基本成熟，可以說帝國的政權其實是由士大夫階層來支撐的，這些人耕讀為本，詩書傳家，滿腦子的“忠君報國”，一肚子的“修齊治平”，一旦進入官場，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盡心盡責，因此國家機器甚至在最高統治者——皇帝君主缺位的情況下也能運轉自如。可以說，明朝大臣之中武官俯首貼耳，文官忠心耿耿，以國事為家事，以朱家為國家，雖斧鉞加身也毫不畏懼，氣節之剛正為曆朝曆代所罕有，由此也養成了明朝文官集團的自傲以及對朝政得失的過分責任感和使命感，奏章上疏甚至當麵奏對之時用詞極其尖酸刻薄，直斥當今皇帝為桀紂之君的人不絕於書，更有海瑞抬著棺材上疏，罵皇帝“嘉靖嘉靖，家家皆淨”、“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已久矣”的極端事例。
同時，自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起，明朝曆代皇帝的道德修養、學識水平都遠遠不及那些滿腹經綸的士林清流，每每在朝廷奏對之時，如果皇帝的想法有悖於讀書人腦海裏根深蒂固的綱常倫理，皇帝便被那些抱著不惜死諫以博取青史留名想法的朝臣引經據典，駁斥的體無完膚。皇帝說不過這些不能恪守人臣本份的下屬，便經常動用廷杖這種帶有侮辱性質的肉刑替自己討回麵子。
自唐玄宗始至明憲宗成化年間，廷杖打輕不打重，隻示辱而已，少有死於廷杖之下者。到了正德初年，權閹劉瑾為打擊和侮辱朝廷命官，命令去衣受杖，遂有杖死者，廷杖也由此最終定型成為具備高殘酷性和高侮辱性這雙重屬性的製度化的刑罰，其險其慘其荼毒之深遠，足以令人聞之股栗。
雖然呂芳和那些朝臣們總是把“主子如天之仁”掛在嘴上，但朱厚熜知道，嘉靖可不是一個仁厚的皇上，廷杖這玩意兒在嘉靖一朝的使用頻率是明朝曆代皇帝中最高的，而且還在左順門事件中創下了“單次受杖人數最多”和“單次杖死人數最多”這兩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記錄。自左順門事件之後，盡管朝臣們逐漸屈服於皇權威嚴，對他唯唯諾諾俯耳聽命，但或許是因為他日常服用的丹藥裏含有興奮劑成分，即便是在他避居深宮一意玄修不理朝政的那幾年，也沒有讓那廷杖閑著，時不時就要把一兩個惹到自己的朝臣拉出來打打屁股。如今那些迂腐的青年官員不讓自己有台階下，氣急敗壞的朱厚熜就想到了老祖宗留給自己的這一治國法寶。
此刻的木台前的磚地上，早已鋪滿了大塊的氈，氈上又鋪著一長卷結實的白梭布——這也是廷杖的規矩，受刑的罪官就趴在白布上，受刑完畢之後，隻需把這白布一卷，受刑者就被拽出午門，交給早已等在那裏的家屬。
嶽林、餘尊理、趙鼎、齊漢生等一十八名罪官被鎮撫司軍卒押到午門廣場，卸去鐵木枷，按著跪在氈布之上。薛林義用眼神請示站在身旁的呂芳，呂芳微微點頭，薛林義提起嗓門喊了一聲：“宣旨！”
一個太監從側邊走上木台，展開黃綾卷軸，高聲讀道：“翰林院修撰趙鼎、齊漢生等反對新政之議，名曰維護禮教綱常，實則誹謗君父，離間君臣，雖枷栲示眾，尤不思悔改。更有都察院禦史嶽林、兵科給事中餘尊理不思憤君父之慨，聲討罪員，反上疏為其抗辯，幹預聖裁，蠱惑人心。今著錦衣衛杖嶽林、餘尊理、趙鼎、齊漢生四十，餘者杖二十，削籍為編氓。受刑之後，即刻逐出京師，不得停留。欽此！”
廣場上各色人等有千人之多，卻是一片鴉雀無聲。這樣嚴厲的懲罰，讓每個人都感到了一絲涼意自心底升騰而起，刹時便占據了全身每一處地方，手腳也變得冰涼。蓋因廷杖其殘酷遠非一般刑罰可比，所用刑具是茶盅口粗的鐵刺檀木杖，尋常三、五杖下去就能把人打成殘廢；受二十杖之後，十停性命也去了九停；四十杖後幾無生還之理——雖曾有杖八十乃至杖一百的懲罰，但那已經毫無意義，掌刑的人即便知道人早已死於杖下，但皇命難違，死了也要打夠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