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說：“回皇上，我朝與蒙古諸部互市起於高祖文皇帝永樂年間，因蒙人多以馬匹交易，故名馬市。永樂三年，我朝在開原、廣寧開設馬市，專門與兀良哈三衛貿易，各部通過三衛。永樂六年，我朝又在甘州、涼州、蘭州、寧夏等處開設馬市，隨來隨市，未有定期，瓦刺及赤斤、罕東、沙州、哈密等蒙古衛所皆於此貨殖。正統三年，我朝俯允瓦刺所請，開設大同馬市，專與其貿易，後因其寇犯國門，大同馬市關閉。其後憲宗成化年間、孝宗弘治年間及武宗正德年間，在各處邊地開過短期馬市。但都是官市，至於民市，倒是未曾有過，故此貨殖幾何，臣也不得而知。”
皇上盡管還沒有表態可與不可，但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嚴嵩覺得有了一些底氣，便又進一步說，從明朝與蒙古諸部多年貿易交往來看，無論朝貢，還是官營馬市，都無法滿足蒙人各部民眾日用之需，漢蒙兩族邊民就在封鎖的邊境上私相貿易。即便在是在雙方對峙，戰爭不斷的時候，這種零散而又充滿危險、且不容於官府的黑市交易也未曾斷絕。交易範圍也遠遠超過官市，蒙人可以用馬，也可用牛、羊、騾、驢、皮張、氈毯、鹽、木材等物換取明朝的布、絹、絲、緞、農具、鐵鍋、紙張、醫藥、糧食等物，交易額雖無定數，但想必一定也超過了一年一次或兩次的官市。
朱厚熜想了想，說：“依朕看來，朝貢貿易以及官營馬市並非等價交換。我大明與蒙元各部貿易通商向來少取多予，薄來厚往，以示羈糜之意，但蒙古各部酋首卻不能體念天朝上國懷柔優撫之恩，竟認為是收取貢賦，貪欲無壑，稍有不滿便尋釁滋事，降而複叛，使各邊地田不得耕，民不得息，九邊諸軍疲於奔命。你方才提到英宗正統年間故事，朕記得英宗先帝《實錄》所載，每年都有大批蒙古各部人等湧入內地，以馬匹入貢。朝廷均給以優禮賜宴，提供食宿糧秣並大量賞賜。按慣例，瓦刺貢使不得超過五十人，但其貪圖爵賞，逐年增加，朝廷多次下敕令予以限製也未有結果。此外，各部來使不但往來多行殺掠擾民，串通一氣邀索內地珍重難得之物，更刺探我朝軍情，長此以往，朝廷已有不堪重負之感。正統十四年春，瓦刺貢使多達兩千人，卻還是貪心不足，竟冒稱有三千人。英宗先帝震怒，著禮部核查貢使人數，據實給賞，並削其馬價，瓦刺便以此滋事，大舉興師入寇，終釀成‘土木之變’之禍！看來，朝廷糜費巨萬財物準其朝貢並開立馬市，也未必就能收得羈縻撫遠之功。”
“皇上聖明！”嚴嵩說：“依臣之愚見，朝貢及官市非獨不能收取羈縻撫遠之功，於國朝財政也是一大弊端。臣查過前朝舊檔，依正德五年之例，得勝堡、新平堡、張家口、水泉營四處馬市貿易，朝廷核定馬價為上等馬每匹十二兩，中等馬每匹十兩，下等馬每匹八兩，共易馬七千八百七十四匹，另有若幹牛羊、毛皮等物，所值不過二十萬兩；給付蒙古諸部馬價及賞賜上等絲綢二萬匹、中等絲綢二萬匹，下等棉帛五萬匹，糧米粟豆十萬石，另有銀三萬兩、其他物品數不勝數，共計合銀近五十萬兩，遠愈我朝所得。另據當年邊地軍鎮奏報，斯時蒙古恰逢天旱，糧食奇缺，邊民一石雜糧即可自蒙人手中換得良馬一匹或健牛一頭並羊兩口，如此算來，我朝損失更是難以計數。”
朱厚熜原本也知道，明朝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無論朝貢貿易還是官營互市，都是打腫臉充胖子地少取多予，薄來厚往，不但無法從對外貿易中賺取利潤，反而要賠上大量的銀子。因此，乍一聽晉商賀蘭石奏請開民市，由他專營，國家不用承擔任何貿易風險，卻可以收取10%的關稅和30%的利潤，又何樂而不為呢？但聽嚴嵩大致為他算了這筆賬之後，他又舍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