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牛君儒和雷澤清等人惶恐不安之時，顧璘的親信門生帶著他的親筆信來到了省府武昌。憑借著豐富的為政經驗和老辣不凡的眼光，憑借著在湖廣官場士林經營多年打下的根基，顧璘很快成了那幫人的主心骨，以他的威望和透徹的分析使他們接受了擁立遼王的主張，並經過周密的謀劃，定下了擁兵進京、爭奪大位的計劃。
在武昌、上元秘使往來不絕的同時，新明朝廷欽使的厚底官靴聲也在顧璘的門庭響起。因顧璘在官場士林中享有崇高的聲望，又與把持朝政的“權奸”夏言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在不同場合多次激烈地抨擊新政，自然成為了新明朝廷著力拉攏的對象，監國益王特下令旨，準許其“冠戴蹕見，聽候調用”。欽使言辭之中還隱約地暗示，他此次蒙召進京不但可以官複原職，回任南京刑部尚書；新明朝廷正準備效法北京政權，設立內閣執掌中樞，日後少不了他的一席之地。
閑居五年之久，並沒有消磨掉顧璘的才略和膽識，更有可能是因為一直冷眼旁觀著朝局動向，使他看得更清楚：時下江南已與朝廷決裂，南京的官員手中有了一定的實權，已不再是往日的那種被人譏諷為“蒔花尚書”、“養鳥禦史”的養老閑職，但新明朝廷的大權始終還是把握在魏國公徐弘君、誠意伯劉計成那幫勳臣貴裔的手中，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員士子隻能附人驥尾，聽命於那幫不學無術，靠著遠祖的恩蔭襲爵封官的粗魯武人，即便能位列台閣、入讚中樞，說話能有多大份量？又能幹成什麼事？！他一生營營役役，機心用盡，雖說是為了光宗耀祖、封妻蔭子，但何嚐不是為了一申報國之誌，用平生所學經國濟世，治政安民？這樣的結果怎能讓他接受？
更何況，監國益王朱厚燁曾就藩於江西，身邊聚集了一大堆可惡的“江西佬”！甚至連益王本人，一口官話之中還帶著濃鬱的江西腔，讓他想起來就覺得十分惡心，又怎能心甘情願地侍奉這樣的君主！
因此，麵對入閣拜相、位極人臣的誘惑，顧璘卻一點也沒有動心，婉言謝絕了新明朝廷的招攬，繼續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議定的大計，要憑借著自己在官場士林崇高威望，以移山心力改天換日、扭轉乾坤！而這其中，眼下正坐在他對麵的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位在士林中很有影響力的青年士子，正是關鍵的一環！他自信地認為，這兩位曾受過自己頗多恩惠的青年士子一定會順從地接受自己的主張，遵照自己的吩咐行事。果然，他們盡管有過猶豫，但最終還是慷慨地表示願意惟自己之命是從，那麼，他們也肯定會在這份《致南都諸先生公啟》簽名。
可是，令顧璘略感失望的是，盡管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顯得十分認真，一份短短的公啟，兩人翻來覆去看了十遍八遍，但看著看著，方才慷慨激昂的兩位青年士子卻都沉默了下來，臉上似乎寫滿了疑惑之色。
顧璘所謂的“一統眾議之良策”，其實就是文武並舉的雙重攻勢，一方麵擁兵入城，造成強大的軍事壓力，以震懾留都主事的那幫勳貴和大臣；另一方麵通過羅織罪名，在官員士林中製造不利於益王的輿論氛圍，利用朝野清議的力量來搞臭，繼而搞跨對手。為了刻意突出益王的昏庸無德，在這份公啟所列的“十不可立”罪狀之中，除了兩三樁可以坐實的罪名之外，其他的都可以說是捕風捉影。這種手段即便算不上卑劣，但也不符合清正君子的處身之道——這對於他來說當然算不了什麼，他所幹的原本就是將身家性命全押上去的買賣，成則萬世之功，一旦失敗，隻怕會死無葬身之地。因此，當他打定主意要放手搏上一搏的時候，早就已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為成大功，別說是讓益王受一點委屈，背上一個惡名，就算是更傷天害理的勾當，也得要硬著頭皮去幹。但是，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卻還都是不諳世事、剛烈好名的青年士子，未必能拋開這層顧慮，豁出名聲跟自己一起幹，這才是最讓他擔心的地方！
時間一點一點的過去，顧璘強裝出來的鎮靜也一點一點的消失，他開始擔心他們會以此為由，拒絕自己的主張，心裏不禁緊張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