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李偉業冷笑一聲：“百般搪塞！故弄玄虛！胡攪蠻纏！我道你們還有什麼鬼把戲要施出來呢！原來一唱一和之中，竟埋著這樣一篇大文章！”
接著，他轉頭麵向眾人，大聲說：“大家都聽見了吧！顧東橋和他的好學生的狼子野心終於暴露無遺了，他們竟是要效法郕戾王等一幹亂臣賊子！真是有其師必有其徒，狼狽為奸！蛇鼠一窩！”
張居正聽他出言不遜，侮辱了恩師及好友，當即也站了起來，氣憤地說：“學生倒要請教李大人，何謂狼子野心？誰又是大人所說的亂臣賊子？景泰帝雖多有失政，但憲宗先帝於成化年間複其帝號，追諡以‘恭仁康定景皇帝’，已是承認其有功於家國社稷。為人臣者，豈可再以‘郕戾王’如此不敬之語相稱？再者，於廷益（於謙的字）也被憲宗先帝平反昭雪，於故居改建‘忠節祠’，遣外臣內官代帝祭奠英魂。孝宗先帝於弘治年間更追晉其光祿大夫、柱國、太傅，使其位列三公，至人臣之極；並於故裏杭城之百姓自發為其在西湖前宋鄂王嶽飛墓旁側所修之墓建‘旌功祠’，至今香火不斷，祭掃不絕，還有詩讚曰‘賴得嶽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依學生愚見，李大人這句‘亂臣賊子’之譏，可千萬莫要令浙人知曉才是！”
急促地說了這麼一大段話，他略微停頓下來，喘了口氣，又說：“若這都難令李大人為之動情，學生聞說李大人曾被點為翰林，後又轉授編修，既然李大人曾任史官，卻不知道怎會不記得憲宗先帝還為你所謂之‘亂臣賊子’於廷益親自撰寫誥語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之無虞，唯公道之獨持，為群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憐其忠。’李大人這句‘亂臣賊子’之譏，將憲宗、孝宗兩位先帝置於何地？莫非李大人自持身為給諫，竟要對兩位先帝之敕書誥命行封駁複議之權麼？！”
李偉業沒有想到這個青年士子如此精通國朝典史，更有不凡的辯才，倉促間竟能立刻舉出令他無法辯駁的先帝聖諭來為自己的老師和同門開脫罪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眨了眨眼睛，隻好緩和了語氣：“即便不論景泰帝及於少保之功過是非，以‘土木之變’而論，的確是‘立君以賢’。不過其後的‘奪門之變’不也是由此而來麼？可見到底還是致亂之源，禍國之根！”
張居正既已憤然出頭，自然不會再給他留情麵，當即又抓住了他的話柄，大聲嗬斥道：“咄！虧你還是兩榜進士，給諫之臣，竟說出這等狂悖不經之言！景泰帝聖體違和，英宗先帝俯允諸位大臣所請，複位重掌乾綱，乃是天命有歸，萬民仰望。何謂奪門？口稱奪門、自持有功的閹寺曹吉祥及奸臣徐有貞、石亨等人先後伏誅，乃是英宗先帝欽定的鐵案，莫非李大人還要為那幫真真正正的亂臣賊子翻案不成？抑或自認便是憲宗先帝所謂之‘群奸’？！”
李偉業身為言官，從來隻有他攻訐別人，還從未這樣被人詰難，而且更讓他氣憤的是，發難之人竟是一個不過二十出頭的青年士子，偏偏他一時掉以輕心，出言不慎，句句都能讓別人抓住把柄，被顧璘師徒三人駁斥得啞口無言，而與他同一個陣營之中的其他官員都在皺著眉頭沉思，對他的困境似乎並不在意，當下又羞又憤，腦子更是一片混亂，一時想不出有力的話來反駁張居正。
顧璘見張居正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占盡上風，心中十分得意，但他還是寬容地一笑，說：“兩位都請坐下吧！景泰年間那段公案乃是權閹奸臣禍國所致，非是‘立君以親’之過，對此國朝早有定論，不必再深究孰是孰非。不過，”他將嘲弄的眼光投向了正覺得僥幸逃脫尷尬境地的李偉業，說：“若是要另持異議，隻怕要自墮為夏言、嚴嵩等奸佞小人之流，無以立身於士林君子之列了！”
隨口諷刺了李偉業一句之後，他揮了揮手，象是把這段往事輕輕揭過，然後又緩緩地說：“依老朽之愚見，縱是有所謂‘奪門之變’，江山社稷仍為太祖血脈所有，國柞綿延，至今不絕，根本無傷大局。反之，當也先兵臨城下之際，若非先宣德皇帝之賢後孫氏會同於忠肅公並一幹賢良心堅力定，斷然舍棄親而幼之太子，改立疏而賢之郕王，則人心驚駭，士氣瓦解，我朝恐早已為蒙元夷狄所乘矣！再論眼下，名教裂變，士林蒙羞，幾無異於亡國之禍，較之‘土木之變’，其深危又何止百倍？更須立君以賢，靖難及至中興方能有望！否則，新政一旦大行於天下，士林摧損，民不思學，我輩君子斷然不能以聖賢之道教黎民、化天下。長此以往，後世之人又安知綱常大義、祖宗家法為何物？舉國皆成不尊孔孟、不服教化之禽獸虎狼亦不遠矣！到了那時，我輩君子畢生固守、奉行及揄揚的綱常大義，又將何以附麗？若無所附麗，則李給諫方才所言‘充塞天地，長存萬世’，豈非一句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