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通款，一般指的是交涉，求和。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難，列陣於長江北岸之時，建文帝曾用方孝儒通款之議，許以割地劃江而治，遭到朱棣的拒絕。當日建文帝以太祖嫡孫、君臨天下四年之久的皇帝之尊屈膝求和尚且不可，如今北京的那位戾君已明發詔書，將南都諸人打為逆案要犯，且王師已突破長江天塹，克複南都已是指日可待，朝廷還有什麼本錢與北京的那位戾君議和？所以，在目前的情勢下，誰都明白，這不過是一種委婉的說法，其實就是投降而已！
無疑，這也是每個人心中早已設想過的一種選擇。但是，每個人心中也都是顧慮重重：且不說北兵尚未兵臨城下，此刻就貿然提出投降似乎為時未免過早，會遭到朝野上下清議的抨擊；也不說放棄維護道統祖製的理想，向北邊的那位戾君再度屈膝稱臣，是多麼可恥可羞的一件事，更逃不過苛刻的公論和無情的史筆的責難和鞭撻；單說投降之後能不能保全自己乃至全家老小的性命，也還是個未知數——謀逆是滅門的罪，而一部《二十一史》從來隻有誅滅九族，惟獨大明朝，卻可以誅滅十族，首遭此前所未有的慘禍的，不就是在皇權鬥爭中站錯了隊的方孝儒嗎？情勢如此危殆，倘若一步踏空，便會萬劫不複。說起來，毀不該當初真隻想著靖難功成便能殺回北京重掌權樞，將身家性命全壓在這場豪賭之上，一點貪念，到頭來連老本都輸得精光！
此外，即便他們這些臣子能幸蒙聖恩，罷官致仕、貶謫充軍，乃至抄沒家產、身送東市，大概也總能留下一點香火後嗣，不至於成為“若熬之殍鬼”，更不用擔心祖宗祠墓無人祭掃，成為家族宗廟的千古罪人。而那些勳臣貴戚們，如魏國公徐弘君、信國公湯正中和誠意伯劉計成等人，南都起事之後，他們幹了多少非人臣所敢為之事？天恩再浩蕩，也浩蕩不到他們的頭上，終究還是難逃抄家滅族之禍。這種情況下，他們怎能同意通款之議？姓蔡的一心隻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提出通款之議，隻怕已將那些勳臣貴戚得罪到了死處，人家手中有刀帳下有兵，焉知就不會狗急跳牆，在北兵到來之前就先把他給抄家滅族了？自己若是讚同此議，豈不要受他池魚之災？
想到這裏，有人立刻就坐不住了，想要嚴詞詰難蔡益身為朝廷肱股重臣，竟如此怯懦，意欲獻城投降，苟且偷生。但是，就在那些話即將脫口而出的一瞬間，又咽了回去。因為他們突然發現，在蔡益提出這個名為通款，實則投降的主張之後，大堂上又變得一片沉寂，固然沒有人發言表示讚同或是反對，連勃然變色或是頜首默許的都沒有，仿佛是坐了一群泥塑木偶一般。
更令他們感到意外和疑惑不解的是，坐在上首的三位勳臣，無論是徐弘君，還是劉計成，仍舊是一動不動地坐著，象是根本就沒有聽到蔡益方才說了些什麼；隻有湯正中緩緩地捋著胡子，象是在沉思，臉上卻根本看不出有什麼讚同或否定的表示。
這樣的反應提醒了那幾位衝動的大臣：姓蔡的靠著小老婆的裙帶關係當上大宗伯，平日裏與那些勳臣貴戚打得火熱，他那個曾是秦淮名妓的如夫人更是憑借當年在舊院開門迎客之時，與魏國公徐弘君等勳臣貴戚結下的“交情”，日夜穿梭於權貴之門，還因她已將徐弘君的寵妾認為幹娘，便時常留宿於中山王府，會否是在“承歡膝下”、侍奉枕席之時，聽“幹爹”流露出一星半點通款的意思？因投降畢竟不是什麼光彩之事，依徐弘君的脾性，自然不方便也不好意思自己說出來，“幹女婿”蔡益這才為“父”分憂，當眾提出了通款之議。若果真如此，到頭來人人都附議行款，那麼自己若是貿然反對此議，豈不得罪了那些凶神惡煞的勳臣貴戚？這且不說，倘若張揚了出去，傳到北邊朝廷那裏，豈不更是大大的不利？
想到這裏，他們都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暗罵自己糊塗，並趕緊屏息低頭，擺出了和大多數人一致的漠然神情，似乎這件事情全然與自己毫無關係一般。
不過，無論行與不行，蔡益的通款之議畢竟為眾人指示了一條可以選擇的出路，而且，情勢確已危殆至此，枯坐於此也不是辦法，大堂上漸漸有了生氣，有人開始交頭接耳，嚶嚶嗡嗡的聲音響成了一片。終於，有人起身，衝著坐在上首正中的徐弘君一拱手：“敢問徐公，目下京營之兵，尚有多少？”
發問之人是南京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吳偉業。此人原本隻是兵科都給事中，靠攀附勳臣權貴，擢升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益遼之爭後，朝廷多位大臣拜疏求去，他又升任左副都禦史，因其師、南京都察院都禦史張履丁也掛冠而去，都察院便由他實掌院事。不過四十出頭的年齒、短短數月之內，就由六品給諫擢升為正三品左副都禦史，更在事實上成為位高權重的“總憲大人”，乃是國朝前所未有之殊榮，朝野上下、道途之中，無不為之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