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大比注定要載入大明史冊，先是皇上史無前例地增開了時務科；接著又搬出了李唐製科取士的舊製，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明經科取中的一個小小的新科進士楊繼盛，上呈了一副《流民圖》，立刻掀開了足以震驚朝野的山東萊州大案；最後，則是一個小小的製科進士、正七品的卸任知縣海瑞上呈了一份《請抑內官重閣責疏》，把天都捅了個窟窿，令朝野眾人為之眼花繚亂，更為之瞠目結舌。
經過一連串的激烈的幕後交易、鬥爭和妥協，這場由嘉靖二十六年大比引發的朝政風波終於塵埃落定了。
不用說，文官集團在此次風波中收益最大：全麵打擊了一向與之抗衡的宦官集團，更獲得了以前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權實權。
文官集團不是鐵板一塊，分到的彩頭也就有大有小，但仔細掂量，竟是難分高下，滿朝文武不得不佩服皇上駕馭群臣的帝王心術。
表麵上看，最吃虧的是夏言一黨，山東一省從巡撫、布政使到州官縣令，殺的都是他們的人，還搭上了一名監察禦史。但是，這些與黨魁夏言強勢複出，出任前所未有的，能與內閣首輔並列朝班的內閣資政相比，又算得了什麼？而且，夏言剛被起複就奉旨巡視江南，嚴嵩趁朝廷平定江南叛亂，急需大批官吏補任之際，安插在江南各省府州縣的官員都如喪考妣，平日仰仗自己是當朝首輔的人而目空一切的囂張氣焰頓時都收斂了，規規矩矩地理事辦差，不敢再動任何歪腦筋。
與他們一貫在朝局政爭中騎牆的態度一樣，徐階一黨在這場由山東萊州慘禍引發的朝政風波中既沒有得到明顯的好處，也沒有什麼明顯的損失，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夏、嚴兩黨鶴蚌相爭，徐階一黨才是最後坐收漁翁之利之人——新科三鼎甲張瀚、殷士儋、王崇古三人與數位新近館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的新科進士進了辦公廳任秘書，侍奉禦前，官職不高，能量卻著實不小，日後封疆入閣，前程自然不可限量。作為他們座師的徐階，有這些身為天子近臣的門生抬轎子，還怕日後不能晉位首輔、執掌權樞？尤其是徐階年齒比嚴嵩小二十三歲，比夏言小二十一歲，有這樣的年齡優勢，熬也能將這兩人熬死！
得益最大的是嚴嵩一黨。其中嚴世蕃已躋身朝政中樞，又從遍布兩京一十三省、幾乎占據所有重要職務的夏黨手中搶到了一省的巡撫、布政使之位。戰果不可謂不輝煌，但嚴嵩與徐階原本已密謀要借山東萊州慘禍打擊夏言一黨，即便不能說服皇上令退而不休的夏言致仕還鄉，也要一舉扳倒朝堂上夏言的代理人內閣次輔李春芳，卻不曾想被一個小小的製科進士海瑞上呈了一份足以震驚朝野的《請抑內官重閣責疏》打亂了陣腳；更被朱厚熜看破了他們的用意，借海瑞這份奏疏扭轉了朝臣關注的方向，順勢從製度上根除了宦官幹政之弊，表麵上是維護朝廷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之大局，其實是趁機建立起了自己的朝政班底禦前辦公廳，為日後架空內閣，全麵掌控朝政之權埋下了伏筆。
尤其是，在遴選官員補任山東巡撫、布政使之事上，更讓嚴嵩再次深刻地領教到了聖上天心之深不可測。
山東布政使出缺之後，朱厚熜對於內閣和吏部擬定的由吏部文選司正五品郎中高萬才升任並無意見。
周天佑雖說是嚴嵩的門生，但為人似乎還算清明持正，身在主管天下文官升遷任職的文選司任郎中，相對於在中組部幹部司任司長，家裏窮得連個四人抬的轎子都坐不起，坐的還是二人抬的小轎，對於師相嚴嵩也並不是一意逢迎，還屢屢違逆嚴嵩的指令，弄得嚴嵩很不高興，趕緊把他打發到外省任職。
說起來，高萬才由正五品郎中升任從三品布政使是受恩師嚴嵩提攜，大大地跨上了一步，可按官場“熱鍋冷灶”的說法，他可就是從天字第一號的熱鍋跳進了冷灶裏——一省之藩台掌管一省錢糧賦稅，雖說也不是什麼清水衙門閑散官，但上有巡撫壓著，所承擔的征收解送賦稅一事責任重大又極其繁瑣，其辛苦可想而知，與主管天下文官升遷任職的文選司郎中根本無法相提並論，說他是被明升暗降也不為過。
不過，內閣與吏部擬定由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萬寀改任吏部文選司郎中的奏議又被皇上退了回來——誰不知道，萬寀是你嚴嵩的門生，“夾袋中的人物”？想任中組部幹部司司長，做夢吧！除了目前國朝“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最能理解並支持我改革舉措的高拱之外，還能有誰更適合出任這樣要害的部門這樣要害的職務？隻要他出任此職，才能保證我把一大批銳意改革、踏實肯幹之人提拔到各級要害部門要害崗位！沒有免去你兒子嚴世蕃大理寺丞的職務，為的就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