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知道羅龍文指的是孫子嚴紹庭恩蔭為錦衣衛百戶一事，歎道：“東樓此行出力甚多，得領聖恩進秩兩級，倒也罷了。惟是老朽並無寸功，辱蒙頒賜加祿及恩蔭劣孫，實在受之有愧，更深恐招致朝野非議。奈何再三懇辭，皇上終是不允。此固人君之浩蕩天恩，為人臣者卻不免有愧於心……”
羅龍文熱烈地反駁道：“小侄要鬥膽駁世伯一句，皇上巡幸邊鎮、校閱六軍，其後又以萬乘之尊巡幸草原，招撫蒙元諸部，北虜順應天心，俯首稱臣，此乃我大明開國兩百年之一大盛事，誠為人君威加四海，仁服天下之巍巍聖德所致使，然則內無世伯慷慨任事，輔佐尚在幼衝之年的儲君調和陰陽、料理國事；外無世兄不避斧鉞，時刻隨侍聖駕左右以谘顧問，千秋之業、萬世之功能否奏成，尚未可知矣！再者，皇上天聰明敏，慧眼識英，怎能一任紹庭世侄這等忠勤敏達之英才俊傑久藏於草莽之間，而不從速羅致於朝堂之上為家國社稷效力？”
嚴嵩淡淡一笑，顯然是對於羅龍文這樣不遺餘力的吹捧毫不在意，更不想再聽這些了無新意的阿諛之辭，便轉移了話題，問道：“那麼，你對楊繼盛上疏被貶謫一事怎麼看？”
楊繼盛何許人也？嘉靖二十六年的新科進士，卻在瓊林宴上向皇上進獻了一副《流民圖》，揭發山東萊州官府隱瞞上年水災災情，以致餓死治下眾多百姓之事，皇上震驚不已，拂袖而去，司禮監首席秉筆兼提督東廠太監黃錦為給皇上出氣，指使提刑司太監把他暴打一頓，連腿都打折了，引起了參加瓊林宴的新科進士們的不滿，險些釀成一場大亂子。隨後朝廷經過調查，楊繼盛的陳奏屬實，皇上親自向他作揖賠罪，把他的科名從三甲一百三十五名提到了二甲四十六名，賜進士出身，授禮部觀政。而山東官場則被一鍋給端了--正四品萊州知府和兩個縣令在當地淩遲；山東巡撫、布政使、巡按禦史和其他涉案官員顯戮棄市；都察院山東道監察禦史流三千裏；山東通省其他官員一律降兩級留用，罰俸半年。一個新科進士，甫入官場就掀起如許軒然大波，朝野上下都為之嘖嘖稱奇，在慨歎聖明君父從諫如流的同時，都對這個楊繼盛的膽量和風骨欽佩不已。
這一次皇上巡幸草原，招撫蒙元諸部，普天同慶，百官萬民歡呼雀躍，都認為困擾國朝近兩百年的北虜邊患有望根除，惟獨楊繼盛上了一道疏，極言華夷之大防，說什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夷狄之人最是奸狡凶頑，斷不可信其誠心歸順；甚至質疑國朝奉行已久的開設馬市羈縻四夷的國策，說了許多諸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蹂躪我陵寢、殺戮我赤子，而先之以和，忘天下之大仇”；“以天朝堂堂而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望，失天下之大信，墮四方豪傑報效國家之大誌”；“在我以為羈縻，在彼焉知非是欺我矣？”等等過激的話，並根據自己的想法，提出了禁馬市、修武備、固邊防、絕外患等治邊之策。
曆來據有中原者，北夷之禍便是心腹大患，自秦築長城以來，言邊事者多以北方為主，國朝也概莫能外。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之初，就曾對中山靖王徐達說“縱其北歸，不必窮兵追之。但於其出塞之後，即固守邊疆，防其侵犯耳。”這才有了明朝設邊鎮、建衛所、開屯田、創開中（鹽法的一種措施，鼓勵商人納糧於邊境換取鹽引）等治邊之策。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以天子守邊，北方邊境危機越發顯得重要，故有五次北征之舉，但其基本邊務政策，還是以保境安民為主，允許蒙古各部納貢、互市。太、成兩祖以降，曆代皇帝都奉行惟謹。
馬市可以互通有無，符合漢蒙兩族人民的根本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貿易數量有增無減，規模不斷擴大。但是，日子一久，也暴露出了不少弊端：比如，蒙古各部不斷提高馬價，以劣馬充好好，或強行搭配出售；各部酋首則對饋贈的要求越來越高，需索無度，國家財政日漸有不堪重負之感。而明朝這邊商民也貪圖厚利，擅自抬高貨價，以次充好，邊鎮官吏也趁機克扣勒索，兩族因貿易引起的糾紛和摩擦時有發生，經常由小摩擦發展成大的武裝衝突。
對於蒙古各部，明朝手中的製約武器是停止互市，但停止互市，要有足夠強大的武力做後盾，這是承平日久的邊鎮駐軍所不能勝任的；而且邊境不穩，邊鎮主軍和各省客軍常年疲於應付，不但耗費了巨額軍費開支，更不利於整軍備武。而明朝停止互市之後，蒙古各部就以武裝掠奪為報複手段，但武裝掠奪的代價很大，也不能滿足各部真正的需要，戰爭的結果是兩敗俱傷。因此一段時間的戰爭之後，接著又重新要求開市。從宣德之後至嘉靖之前的一百多年，曆代都是如此周而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