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轉瞬即逝，很快就到了嘉靖二十九年的三月份，又到了三年一度的會試大比之期。馬憲成如今有三百多萬的存銀在手，也財大氣粗了起來，不但依照去年向嚴嵩做出的承諾，給禮部補足了花捐減少所造成的費用缺口，還多撥了白銀五千兩。不過，當初的花捐，禮部可以玩貓膩，戶部明著撥出的銀子，他們可不敢隨便中飽私囊，除了悄悄給各位考官提高了閱卷的潤筆費，給承差辦事的吏目提高了飯食補貼之外，全部用在了應試的幾千名舉子身上。應試舉子進場，每天多了一兩肉、兩錢油，知道這是彰顯朝廷尊儒重教、禮待士人之義，無不齊聲頌揚聖恩浩蕩。
有了嘉靖二十六年的成例，增開製科、時務取士就成了朝廷舊製，京師大學堂的那些太學生，還有許多不善八股，不得不轉而靠時務之能謀求進身之階的讀書人無不對此翹首期盼。經過三年死啃《大明時務百科全書》的不懈努力，無論考生，還是最後中式的舉子，水平都比三年前首次開時務科取士時高出了不少，不少考卷已能達到另一個時空的中學生水平。麵對這樣飛速的進步，嘉靖帝朱厚熜不勝欣慰之至，心中卻又泛起了一絲擔憂：照這個樣子發展下去，自己工科學士學位的那麼一點老底子，不知道還能夠資格當幾屆算學、格致、化工、經濟等科目考生的主考官……
明經科取士照例在製科之前，是為了讓那些不幸在杏榜上名落孫山的舉子還能有機會再在製科上再搏一把，這與唐朝先製科後進士科的規矩截然相反，那是因為官場士林還是固執地奉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為正朔，不肯向皇上低頭，將雜學與理學等而視之。不過，在嘉靖二十六年那一科之前，天下士人學子還從未聽說過朝廷會增開製科以時務取士，那些舉子隻知道鑽研經學要義、八股文章，誰會去理會那些農工醫卜之類的雜學？因而上一科會試大比還沒有人能失之東隅，得之桑榆。今年就不同了，有好幾位舉子在明經科落榜，卻在製科東方不亮西方亮，也跟那些蟾宮折桂的明經科進士一樣堂而皇之地穿上了官服，昂首闊步走上了大明官場。
跟曆史上一樣，嘉靖二十六年的會試大比可謂明星輩出，張居正破格由舉人被拔擢到翰林院為庶吉士，進了“儲相”培訓班就不必再參加會試了；其他的人，如殷士譫、殷正茂、王崇古、王世貞、楊繼盛等人，哪一個都是在明朝曆史上響當當的人物。但嘉靖二十九年的會試大比就顯得黯淡多了，朱厚熜覺得眼熟的名字隻有兩個，一個名曰潘繼馴，字時良；一個名曰譚綸，字子理。
潘繼馴就不用說了，如今工部在分段治理黃河時采用的“束水衝沙法”，還是朱厚熜剽竊自數十年後潘繼馴任工部侍郎兼治理黃河總督時總結出來的成功經驗，唯一一點創新是他從綜合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上遊多種樹，減少水土流失。把人家辛苦一輩子才取得的科研成果提前幾十年操練了出來，若是不欽點人家當進士，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至於譚綸，他的名字是和俞大猷、戚繼光兩位名將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朱厚熜依稀記得，三人從跟著胡宗憲在東南打倭寇起，就並肩作戰，譚倫有進士的金字招牌，明朝實行文官節製武將的製度，俞大猷、戚繼光是他的手下。其後，戚繼光跟著譚綸一起到了北方，戚繼光為薊鎮總兵，譚綸任薊遼總督，還是他的上司，將帥配合默契，震懾蒙元各部十年不敢南下犯邊。根據明朝的軍功封賞製度隻論斬敵首級，就因為沒有人敢來薊鎮寇邊犯境，害得戚繼光的戰功遠不如譚倫手下另一員大將、遼東總兵李成梁那麼顯赫，雖說他攀上了張居正這棵大樹混上了從一品的右都督，至死卻連個爵位也沒有撈到，真應了“善戰者無赫赫之功” 這句古話！
不過，這兩個人雖說在曆史上大名鼎鼎，可是在這次會試大比中科名都不顯赫：潘繼馴是二甲三十六名，授進士出身；譚綸落到了三甲七十四名，授同進士出身。朱厚熜好不容易才壓製住自己提起朱筆，把他們的名字圈到一甲進士及第，取代那三個自己連名字都不知道的狀元、榜眼和探花的衝動--按照朝廷規製，三鼎甲是要直接進翰林院的，狀元授從六品修撰，榜眼和探花授正七品編修。在他看來，象潘繼馴這樣的人才不進工部任觀政、譚綸不進總參謀部任參謀，卻到翰林院或研究中央文件或吟詩做賦，簡直是對人才極大的浪費！
回到明朝這麼多年，朱厚熜明白了一個道理：能從千軍萬馬競過獨木橋一樣殘酷的科舉製度中脫穎而出的人，個個都是天才。比如說潘繼馴，興許在調任工部侍郎總督河道之前壓根就沒有接觸過水利學、工程力學、建築學等專門學科，不是天才，怎麼就能想出“束水衝沙法”這個被沿用至今的治黃良策，成為有明一代最偉大的水利專家呢？比如說譚綸，在和戚繼光一起打倭寇之前，分明就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怎麼就能在嘉靖後期至隆萬年間迅速崛起，成為一代軍事奇才呢？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自學成才的典範了。如今把他們一個放在工部，一個放在總參謀部，雖說不可避免地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但也算是因材施教，總比讓他們隻靠自己的天賦，自學成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