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的話語之中已帶出了明顯的指責之意，但是，聽到皇上問出這個問題，楊金水心裏突然有了底--前麵皇上問起的那些自家心思不曾在密報上奏明，但他與蘇州棉商沈一石談判的始末，包括定下的那些條件，卻是一五一十地在密報中寫得明明白白，絲毫也不敢對皇上隱瞞。那麼，皇上這樣步步追問，還當著這些外臣的麵讓他明白回話，就一定是故意要讓他們聽到這些。
楊金水當日決定這麼做，就料想一定會招致朝野內外的物議，要承受來自外麵的那些官員士子的詰難。不過，誠如他當日與馮保所言，主子萬歲爺和幹爹呂公公對他有再造之恩，一條命都舍得還給主子，更不用說隻是挨那些迂夫子、酸秀才的幾句罵。再者說了，替宮裏當差挨罵，也就等若是替主子萬歲爺分謗，難道不是他們這些奴才的榮幸嗎？
正因為心裏有了底氣，跪在那裏的楊金水臉上一改方才的惶恐不安，變得端正而肅定，聲音也顯得圓潤了許多：“回主子，以蘇鬆杭三大織造局的作坊，就算是奴婢們拚了命地織，半年時間斷然無法趕出五萬匹棉布、三萬匹絲綢。但這是關乎主子天家威儀和朝廷顏麵的事，奴婢們縱然累死了也不敢耽誤。是以奴婢才大著膽子與蘇州棉商沈一石簽訂了約書，讓他以自家十座棉布作坊、八家絲綢作坊掛在織造局的名下，每年給宮裏貢繳三萬匹棉布、兩萬匹絲綢。剩下的兩萬匹棉布和一萬匹絲綢，奴婢再督著三大織造局下麵的作坊趕著織，每年給宮裏貢繳五萬匹棉布、三萬匹絲綢，應當沒有問題。”
楊金水猜得不錯。一接到他的密報，朱厚熜就大吃一驚：這種把私人作坊掛靠在國營企業名下，搞公私合營的模式，能快速使織造局開辦的國營棉紡廠走上集約化經營的道路，比動員商人投資開礦山辦工廠還要更進了一步。楊金水是怎麼想出來的？莫非他也是穿的？或者他有傳說中的“讀心術”，知道我正在考慮采取這種作法？
不過，朱厚熜這麼明知故問，也不單單是要高拱、張居正、趙鼎、王用汲這些外臣明白自己的一片苦心，借他們的嘴替自己剖白；還有一層用意：此舉不免招致朝野內外清流官員士子“官商勾結”的非議，即便是楊金水率先提出來的，因他是皇家奴才，也會連累自己這個皇上和宮裏的名聲。而趙鼎在官場士林的聲譽很好，在鬆江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更高，如今在江南棉業的最大產地鬆江當知府，還被他生拉硬扯兼上了鬆江織造局的監事，他若是能積極主動地支持鬆江織造局在鬆江推廣這種“公私合營”的經營模式，就能贏得官場士林的讚同，還能在全國起到模範效應……
被朱厚熜寄於厚望的趙鼎此刻心中早已是憂慮重重：當初推行官紳一體納糧的新法之前，有許多刁民為了逃避朝廷賦稅，自願將自家田產投寄於鄉宦士紳的名下。皇上提到的那個沈一石把自家作坊掛到織造局名下，是否也是為了逃避朝廷的賦稅？給宮裏當差，確實不必再給朝廷繳納賦稅，但皇上自嘉靖二十二年推行新政而始，就聲稱內廷不再插手財政諸事，不但將例行由內廷宦官掌管的市舶司交給了戶部，還把各處皇莊、內廠、榷場陸續交給了戶部、工部。但是，這些年來，先是設立大同市舶司，以宮裏的太監為正使，晉商名曰賀蘭石者副之，共同執掌與蒙古諸部的馬市；今年又複設內廷蘇鬆杭三大織造局，還讓織造局自己建作坊；如今楊金水這個江南織造使則更進了一步，竟奏請皇上同意商人把自家作坊掛到織造局名下，這些做法和內廷掌管市舶司有什麼分別？豈不是又要船行舊路，由閹宦插手財政？戶部和掌管織造諸事的工部難免會有怨言，官場士林清議更是難免會沸反盈天，大明朝野內外隻怕又要紛爭迭起，難有寧日了……
還有，那些不學無術、不知禮儀、毫無廉恥之心的閹奴最是貪婪成性，比之那些貪官墨吏有過之而無不及；又仰仗著自己的特殊身份驕縱不法，欺官虐民，把大明官場搞得烏煙瘴氣。皇上怎能把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江南絲織棉紡業交給他們來打理？此外，皇上昨日親口應允廢除官價，那麼，織造局名下的作坊是否也要按照市價收購絲棉？若是單單對他們網開一麵，廢除官價一事豈不成了一句空談？又如何能調動起百姓種植桑棉、商賈開辦絲綢棉布作坊的積極性，使改稻為桑的國策真正成為既推動國家經濟發展，又惠及萬民的仁政善政？
看到了趙鼎一臉的愁雲，這也正是預料中事，朱厚熜繼續問楊金水道：“那個棉商沈一石憑什麼要把自家的作坊掛在織造局的名下，還要給宮裏貢繳那麼多的絲綢棉布？你許他什麼好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