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自翱可不知道，朱厚熜在定議要從兩淮鹽商中募集股本成立興業銀行之初，就提到了商人的戶籍問題。說來慚愧，出於固有觀念，他對商賈子弟並無好感，也沒指望能從他們之中遴選出多少有用之才，因而根本就沒有想到什麼運學不運學的問題，以至於在外人麵前還要向自己的秘書請教。而他考慮允許商人在居住地附籍，完全是出於杜絕商人偷逃賦稅，增加朝廷財政收入的目的，卻不是象諸位鹽商所認為的那樣是優撫恩恤他們這些商賈之流，準允他們的子弟應試出仕。不過，既然各得所需，又何樂不為呢？
這個問題原本正是高拱最大的顧慮所在，但皇上已經當著諸多鹽商的麵，把話題挑明。正所謂‘君無戲言’，事已至此，高拱也就隻好放下了內心的擔憂，幫著皇上說話了：“趙大人此言差矣。臣民戶籍‘永不可變亂’固然是皇朝祖製，此前也絕非不可更易變革。嘉靖六年，內閣閣員桂萼便上奏朝廷並得到皇上恩準，對於在京城經商的外省商賈，除浮居客商外，其居住年久，置立產業房屋鋪麵者，責令附籍宛大二縣，一體當差。這道恩旨固然隻針對長年在京師從商且已置下產業者而言，但由於我大明各省府州縣皆有行商定居，各地紛紛起而效法，某些省府還對在住地做生意、異籍寄居的客商予以承認，設置浮戶專冊，將其納入冊中。此乃皇上推仁心及天下，使官府衙門和商民各得其便之一大善政。既有此成例在，兩淮鹽商附籍揚州，又有何不可？”
原來，到了明朝中葉，除了負販行商紛紛落遷定居之外，社會上同時出現了大量因其它原因而產生的流動人口，如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離鄉到外地討生活的流民、不堪忍受官府賦稅壓迫而棄家別業逃離外鄉的逃戶等等。顯然，傳統的管理人口的戶籍製度已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許多封建官員中的有識之士便紛紛上疏朝廷，奏請對戶籍製度予以變革完善。在經過了極其激烈的爭論和一係列的調整之後，朝廷首先給了流民、逃戶在異地寄籍暫居及附籍的權利，以維護社會穩定。負販行商從流動性來說，與流民、逃戶沒有區別；但在財力方麵，卻不能與之同日而語--他們的經濟實力可以保障其很快在留居地紮下根來。這些負販行商在經商地購置產業、建築房屋、營造墳地、養兒育女，他們的子孫也“婚姻於此，衣食於此，與土著世產者非有別也”；他們返回故裏，反而會因“言語不相通，麵貌不相習，又無產業可考”而遭鄉人的拒絕反對。因此，到了正德、嘉靖年間，朝廷也逐步開始給予他們與其他流寓人員同樣的可以在異地寄籍暫居或附籍的權利。
商人及流民、逃戶被允許可在異地寄籍、附籍這一現象的出現，表示了明代臣民戶籍“永不可變亂”的法定原則已在鬆動。高拱也正好藉此說服趙自翱--畢竟兩淮鹽商歸鹽運司衙門代管，奏請鹽商附籍之事，兩淮鹽運司衙門上奏朝廷才理所當然；沒有趙自翱具名，君臣一行人也不好越俎代庖，單獨以朝廷欽差的名義上疏。
高拱的反詰令趙自翱為之語塞，同時心中嘖嘖稱奇，這個至今不知名諱的北直隸布政使司右參政“劉大人”到底是何方神聖？一來楊金水楊公公對他那樣客氣，連收銀子的事情都不避他；二來“欽差高大人”問話，正兒八經的欽差張大人和幾位鎮撫司的太保爺都還沒有開口，他便搶著說話，偏偏“欽差高大人”還對他言聽計從；還有其三，他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閑差官員，怎麼會那樣熟悉朝章國故，還能給館選過庶吉士、出身翰林院的“欽差高大人”答疑解惑？
不過，眼前這位“劉大人”說的頭頭是道，讓趙自翱無可辯駁；再加上無論是“欽差高大人”，還是那幾位身穿大紅錦袍的鎮撫司上差，都用陰冷的目光盯著他，讓他在七月暑天裏竟有一種如墮冰窖的感覺，不得不囁嚅著說：“劉大人鞭辟入裏、鞭辟入裏……”
“既然趙大人也讚同高某與列位同僚關於兩淮鹽商附籍揚州之議，那麼，”朱厚熜追問道：“高某的奏疏，趙大人也定是答應署名了？”
被逼到牆角沒了退路，趙自翱飛快地盤算起來--要知道，違背祖宗成法，固然要遭到朝野內外清流官紳士子的唾罵，不免有傷自己的名聲清譽；但那都是以後的事情，得罪了眼前這幾位欽差大人，翻出自己收受鹽商孝敬、與鹽商結交往來這些爛事，自己立時就過不了關，別說是升遷戶部右堂，下獄論罪抄家刺配都大有可能，那位鎮撫司的大太保楊爺不是說了--“反貪局那邊的號房還有空著的”，真要到了那裏，這輩子大概也就到頭了！再說了，“欽差高大人”領銜，諸位欽差大人一同具名，自己不過是附人驥尾，挨幾聲罵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即便不合聖意，要論罪，自己也是個“脅從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