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會館就在三山街的出口不遠處，朱厚熜君臣等人跟隨著李老爸走不到幾步就到了，這是一座頗為氣派的院落，迎麵是三扇裝飾著磚雕的門臉，裏麵還有一座二層小樓和兩排平房，二層小樓的門廳大概是用來見客、談生意的地方，裝飾的還頗為華麗，看來浙東商人的實力不容小視。
朱厚熜等人被讓進大廳，在上首的交椅中坐定之後，李老爸招呼一聲：“來了幾位貴客，大家都快些出來見禮，行跪拜大禮！”
“呼啦啦”一下子從樓上樓下和平房裏奔出來一二十個商販打扮的人，見跟隨李老爸進來的不是他們所期待的衙門裏的老爺，隻不過是七位儒生，不免有些失望，卻礙於李老爸不停地用嚴厲的眼神催促，就都跪下行了禮。
“重農抑商”是中國封建社會大多數朝代都奉行的國策，明朝尤其如此。雖然經過朱厚熜這麼幾年來大力推行重商恤商，但傳統思維的頑固是何其之大，商賈仍被旁人甚至自己視為操持賤業的販夫走卒之流。即便不是官員，遇到那些有點名望的在學相公（注：即有秀才功名的儒生），也要行跪拜大禮。朱厚熜等人等人也就不再敬謝不敏，坐著坦然受了他們這一拜。李老爸還從自己腰包裏掏出一塊約莫三兩重的銀子，想了想，或許是覺得太過菲薄，又讓那些行商都各自掏了些許出來，湊了五兩銀子，派了兩個人趕緊去置辦一座席麵，要“略備薄酌，款待幾位相公”。
高拱和張居正有心勸阻，卻見皇上沒有表態，轉而一想，與其在當街酒肆中與幾位倭人孩童對坐宴飲，不如就在這浙東會館裏--固然以皇上九五之尊與商賈之流對坐宴飲也十分不妥，傳了出去也會招致朝野內外的譏評，但畢竟被人發現的可能性要小許多……
大部分浙東客商行禮過後就走了，那位時瘋時不瘋的劉小二也被兩人半推半勸著帶了下去，隻剩下了三位行商，或許是有頭臉的大商販，又或許是礙於李老爸的麵子，留下來陪著幾位“貴客”敘話。
朱厚熜雖說有意要為這些可憐的行商出口氣，卻還在想著盡快了事，然後跟德川家康好好交談一番，就開門見山地問道：“方才李老板和那位劉小二都說到牙行壓著你們的貨不讓售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記得朝廷早在嘉靖二十六年便廢除了坐地牙商包買包賣之製，準許你們行商設立會館，自行覓主發賣麼？”
所謂坐地牙商包買包賣，跟鋪戶當行買辦之製一樣，也是封建王朝對於商業活動施加的諸多限製之一，尤其對於行腳商人來說，更是一大苦處。行商揚帆載貨，將本圖利，比之要辦理“市籍”、承擔差役的坐商，固然多了許多自由；但一買一賣，都要受製於牙行，不經牙行，便不能購貨，也不能發賣。牙行商人仗著有官府牙帖，坐收厚利不說，還將自己不得不承受的當行買辦之苦轉嫁到外來行商頭上，甚至還有一些不道德的牙商，恣意欺侮外來行商，賺取最大限度的利潤。
嘉靖二十六年，朝廷增開時務科，有進士在殿試策論中深刻揭露了牙商盤剝壓榨行商的醜惡行徑，令朱厚熜看了不禁瞠目結舌，便頒下詔諭，予以廢除。現在看來，大概跟鋪戶當行買辦之製一樣，也都是有其法卻不得其行，各地官府衙門依舊是船行舊路，“瞧著辦”了！
果然，李老爸苦笑道：“要說朝廷廢除了牙行買辦之製，誠然不假。不過，相公方才也看到了，當行買辦之製，朝廷也是一體廢除了的，王老爸的扇子不還得乖乖送到衙門裏去？”
看了那位時務科進士的策論，朱厚熜對牙行憑借官府勢力欺壓行商的醜陋行徑已有一定的認識，卻沒有想到竟然惡劣到能把行商逼瘋的地步。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問道：“那麼，那位劉小二怎麼會被牙商逼迫成這等模樣？”
“相公是貴人，未曾行商於外，大抵並不知道我們行商的苦楚。”李老爸說：“大凡商貨初到，牙商照例宰雞設宴，招妓演戲，殷勤招待。及至商貨到了牙行的貨棧之中，便任意把持，私行取用不說，還往往壓住商貨，不覓主發賣，弄得我們行商常常要等上數月一年之久，仍不能將貨物脫手。相公試想，我們這些做行商的，哪一個不是把身家性命壓在行情漲落之上？被牙行這麼一壓，好端端的熱貨便成了冷貨，這不是要了我們的命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