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數日之前朱厚熜微服出巡，經曆了衙役強索鋪戶財物、牙行虐打浙東行商等等不平之事，回來又與呂芳、高拱和張居正三人做了那一番“泄露天機”的深談之後，他就決意要恢複登聞鼓之製，給貧民百姓保留最後的訴冤渠道，還讓高拱草擬詔書，打算四門張掛，公諸於世。
登聞鼓之製並非什麼前所未有的創舉，既有太祖高皇帝的舊製，又有皇上當時那一番憂民之談，對於高拱這樣的大才來說，草擬這道詔書也就是一揮而就之事，隻要字句沒什麼不妥，即可鈐印用璽，交付製敕房繕寫。可是，就在他將詔書草稿呈給皇上審議之時，朱厚熜卻又猶豫了，沉吟了許久，還是下不了決心，隻得對高拱說：“先放著吧，朕再想想。”
原來，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卻也不小。對於朱厚熜來說，太祖洪武年間定下的登聞鼓之製固然是不容改易的祖製，孝宗弘治年間定下的“涉案官員依律治罪，訴告之民以‘違製犯上’律杖四十、流三千裏。”的限製性規定又何嚐不是不容改易的祖製？雖說祖製對他來說，不過是一紙空文，這些年裏想怎麼改就怎麼改，幾乎將朱元璋當年欽定的國策完全翻了過來。但是，登聞鼓之製和當年引發舉子罷考、朝臣抗諫、邊將投敵、江南叛亂等一係列動亂事件的新政一樣，涉及到全天下官員的切身利益，就讓他也不禁猶豫了。
這也不是朱厚熜杞人憂天，更不是被此前推行新政引起的一連串禍事嚇得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而是因為自明太祖洪武年間設置登聞鼓，定下這條利用百姓監督官員的製度而始，除了沒有人敢向冷酷無情、殺起官員來從不手軟的明太祖朱元璋提出抗議之外，成祖以降，朝臣對此的抗議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明孝宗弘治皇帝被史家稱為明朝最為勤政愛民的中興明主，開創了“弘治中興”的盛世偉業，甚至認為他的治國功績不亞於太、成兩祖，品行卻遠勝過太、成兩祖，以這樣一位賢明君主，尚且難以抗拒朝臣們的抗議，不得不同意他們對百姓擊鼓鳴冤施加諸多限製，要改易的難度就可想而知了……
夏言和嚴嵩兩位閣老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而不敢貿然表態。作為飽讀詩書、熟知曆朝興衰更替掌故的內閣輔弼重臣，他們又何嚐不明白皇上此舉包含的仁君愛民之心？可是，作為浮沉宦海幾十年、經曆了無數次官場爭鬥、朝堂傾軋的老官僚，他們更清楚，這是皇上套在全國數萬官吏身上的一道枷鎖、懸在頭上的一柄利劍，貪官汙吏固然心生驚懼，不敢再做那些傷天害理、虐民自肥的事情；那些清官廉吏也少不了要遭到治下刁民的誣告誹謗，而這些誣告誹謗會被政敵所利用，都察院、各省巡按禦史也不可能每一次都能秉公明斷，還他們以清白，勢必有人要蒙受冤屈；進而又有人要仗義執言、上疏救援並揭發誣告之人；於是，新一輪的攻訐、反駁、抗辯、指斥就會開始，從此朝堂多事，大明官場也會變成冷冷冰冰荊棘叢生的傾軋之地，官員難安其位、政務難以布陳、國家也就難以穩定了……
見兩位閣老沉默不語，顯然是對這道聖旨有異議，朱厚熜心裏不禁一涼。不過，讓他就此放棄這一保護百姓合法權益的最後一線希望、防止官員腐敗虐民的最後一道防線，他實在是不甘心，就點著名問道：“嚴閣老，這道上諭沒有什麼問題吧？”
嚴嵩從緊張的思索之中驚醒過來，囁嚅著說：“茲事體大，可否容微臣斟酌數日，並與時下在留都的諸位大臣商議，拿出個妥善的法子之後，再回奏皇上？”
朱厚熜選定嚴嵩首先發問，一是因為嚴嵩天性柔媚，一意逢迎君上，不象夏言那麼剛直強橫，心裏有什麼話徑直就說了出來，君臣僵在這裏不好收場；二來也是因為剛剛答應嚴世蕃接任應天巡撫，等若給嚴嵩父子送上了一份大禮，他怎麼也該投桃報李，在恢複登聞鼓製度上支持自己。他卻沒有想到，嚴嵩雖說沒有當麵反對，卻給他來了個一拖二推，不但要“斟酌數日”，還要拉上諸位朝廷重臣“商議”。不用說，他是在指望著到時候以一句“群臣集議，皆曰不可”就把這件事給攪黃了！
朱厚熜怒不可遏：好你個嚴嵩，老子容忍你們父子二人這麼多年，鎮撫司反貪局搜集到的嚴世蕃索賄受賄、驕縱不法的罪狀堆在一起有一人多高，朕不但不懲處他，還把他放在應天府那麼重要的地方做封疆大吏，你以為是看上了你父子二人的治國之才？告訴你，我嘉靖一朝名臣輩出，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之所以讓你做內閣首輔，不過是因為你比夏言聽話，可以利用你們這些封建官僚之間的矛盾來推行我富國強兵的新政！你還敢跟我玩一拖二推的鬼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