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插話進來，說：“啟奏皇上，遠赴印度、波斯及阿非利加洲、歐羅巴洲諸國，煙波萬裏，風險很大，且來回所耗費的時日倍於西洋航路，貨殖成本勢必加大，臣恐那些海商不願成行。”
朱厚熜笑道：“嗬嗬，肅卿能說出‘貨殖成本’這樣的專業術語，倒不枉朕當年將你派往泉州主持廢弛海禁、開辦海市諸事啊！”
揶揄了高拱一句之後，他正色說道：“這個問題的確不容忽視。朕以為，朝廷可以適當采取一些鼓勵措施，比如說，對直銷印度、波斯及阿非利加洲、歐羅巴洲諸國的商品減免榷稅，從那些國家運回的商品也適當降低關稅，以鼓勵我大明海商積極開拓新市場。這麼做，從表麵上看，朝廷一時少收了一點進出口的商稅；但從長遠來看，卻是國家、海商、織戶、桑農多方受益。”
接著，他又笑著說道：“嗬嗬，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更何況驅本逐利乃是商賈天性，隻要貨殖利潤足以令他們動心，不要說什麼印度、波斯、阿非利加洲、歐羅巴洲，即便是天涯海角、碧落黃泉，他們也會趨之若鶩。是故朕以為，隻要朝廷優惠政策得當、扶持措施有力，總有一天，全世界的各大港口，都會停泊著我大明海商的船隊；各大城市，都會有我大明商人的店鋪！”
無論是嚴嵩、夏言兩位閣老，還是高拱，都不是迂腐守舊的道學先生，這些年裏參與朝廷機樞要務，受皇上重商恤商、大力扶持工商諸業思想的影響，也對商賈之道頗有了解，自然明白皇上這麼說絕非盲目樂觀。
不過，他們可都沒有想到，這正是朱厚熜夢寐以求的引領中國再次昂首走向海洋的天賜良機！
自古以來，中國就不乏勇於探險、敢於挑戰海洋的勇士。早在唐宋兩朝，中國就有許多商人不畏海路艱險，駕船遠赴波斯貿易。大明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派遣三寶太監鄭和率60多艘大海船、150 多艘中小海船，大大小小共計200多艘船隻，以及船員、兵丁27000餘人七下西洋，宣大明國威，引萬國來朝，並帶回來了不計其數的海外奇珍異寶、珍禽異獸，將中國的航海史推向了頂峰。
但是，到了仁宣年間，這樣的壯舉便停止了。究其根源，是因為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並不象歐洲大航海時代的那些冒險家一樣，有極其誘人的利益驅動。而鄭和船隊每次都超過27000人的一支龐大船隊遠航海外，所耗費的錢糧、物品十分浩繁，不勝計數；加之明朝一貫奉行“薄來厚往”的外交政策，鄭和船隊招攬來華朝覲的海外番國非但不能給大明帶來多大的利益，糜費的賞賜更是一筆巨額開支，以至於從鄭和下西洋一開始，朝野內外反對的聲浪就從未平息，指責其為“寶船弊政”，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等到雄心勃勃要做“天下共主”的明成祖朱棣一死，繼任的明仁宗、明宣宗便將“西洋寶船”列為勞民傷財的弊政而加以取消。為了防止有人重提下西洋之議，當時的兵部尚書劉大夏甚至毀掉了鄭和七下西洋的海圖、文書記錄等寶貴資料。自此，中國就逐步走上了閉關鎖國的曆史逆行道，被那些憑借地理大發現飛速崛起的歐洲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趕上、超越，並遠遠地甩在了身後，讓無數後世之人為之扼腕歎息、痛心疾首，其中就包括朱厚熜。
回到明朝之後，朱厚熜一直在謀劃重現鄭和下西洋之盛舉，以此引領中國再次昂首走向海洋。可是，這些年裏，推行嘉靖新政所受到的巨大阻力使他變得謹慎了起來，加之國家的財政狀況剛剛好轉，也不容他做出那樣的“奢靡”之舉。既然官方再下西洋的時機還不成熟，而日漸繁盛的海外貿易使大明海商聚斂了大量的財富，完全有實力遠航異域，何不利用他們先行一步，用事實教育和說服那些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封建官僚？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佛朗機人在呂宋挑起的戰事，其實正是中國再次昂首走向海洋的金鼓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