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的升遷貶黜，每年都會大量發生，原也稀鬆平常，根本不足為奇。孫嘉新兩次事發貶黜，平心而論，第二次既可說是為臣不忠，也可說是安民為重，是否該治罪有可容商榷之處；而第一次，卻是不折不扣的蒙冤受屈--當年皇上一意玄修，怠廢政務，引起了朝廷諸多言官禦史、官員士子上疏抗諫，不少人被貶官罷黜，甚至丟了性命。可是，那些人日後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也都得到了擢升褒獎，被杖責而死的禦史楊爵更被追贈正二品都禦史銜旌表撫恤，封妻蔭子，一時榮耀無比。孫嘉新被原職起複，不過是當年剛剛入閣拜相的徐階畏懼人言，刻意委屈了自己的門生。但奇怪的是，孫嘉新這麼多年從未上疏申冤，也沒有找當道大僚幫忙說話。高拱越發來了興趣，就此事詢問過楊博，楊博回答說是這麼多年來，自己的那位同年從未給過他片言隻字，也從未聽說他曾修書於恩師徐階--這就是說，徐階將他起複、替他斡旋，未見他片紙致謝；將他委屈壓製，也未見他有所抱怨；甚至可以說，他沒有與自己如此官位顯赫、權柄在握的師相、同年保持最起碼的聯係。如此一個不屑於鑽營取巧的梗骨硬漢，在大明官場簡直可以稱得上是屈指可數的“異類”，令持才傲物、自負過人的高拱也不禁刮目相看，便尋著機會，奏報給了朱厚熜。
雖說帝王心術，鬼神不言，但是，自嘉靖二十一年突然被從翰林院調任前所未有的秘書一職而始，除了中間曾奉旨南下主持廢弛海禁、開辦海市的那兩年多的時間，高拱前前後後給朱厚熜當了近七年的秘書，終日侍奉禦前，對皇上的心意可以說是了如指掌。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朱厚熜也對孫嘉新這位經曆坎坷、命運多蹇的七品芝麻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密囑鎮撫司暗中調查。鎮撫司很快便回奏，孫嘉新突發魔症，是因為在清丈田畝一事上與浙江巡撫衙門、杭州知府衙門兩級上司衙門意見相左，當日浙江巡撫衙門召集各州官縣令議事，一言不合，孫嘉新被浙江巡撫張繼先當眾斥罵，逐出大堂，羞憤之下，就犯了癡，終日裏抱著一張丈田用的竹弓又哭又笑，還說是要把這張弓敬獻給皇上和當朝袞袞諸公。究竟是什麼意思，因為自孫嘉新瘋癲之後，署理縣令的縣丞王順就派縣衙裏的差役將他看了起來，名為照顧，實為軟禁，鎮撫司奉的又是密旨，無法曝露身份，也就不得而知了。
對於朱厚熜來說，什麼原因、什麼意思並不重要，聽到“丈田”二字，他的心立刻就提了起來。
雖說這些年裏，朝廷大力推行新政，扶持工商、鼓勵貨殖流通，工商百業飛速發展，但在以農耕立國的大明，田賦仍是朝廷主要收入來源，確定每家每戶所承擔的賦稅數額，基礎便是所擁有的田畝數量；而且，實行官紳一體納糧、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新稅製之後，也亟待清查每家每戶所擁有的田畝數量，重新核定應繳稅額。可是，一來此事涉及全國各階層民眾的利益，牽一發而動全身；二來曆朝曆代，勳臣貴戚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擁有者，官紳士子又憑借著朝廷的優免祖製，詭寄、隱匿了大量的土地。清丈田畝，觸犯了這些人的既得利益，他們勢必要喧囂反對、乃至暗頂明抗，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朱厚熜縱然有心為之，卻也不敢輕舉妄動。
直至到了今年，一來當初反對新政、起兵造反的藩王宗親、勳臣顯貴早就被一網打盡，江南各地的官紳士子也被收拾得服服帖帖；二來蘇鬆兩府又因推行改稻為桑，暴露出了那些官紳豪富之家恣意欺官虐民、大肆兼並土地的嚴峻問題，朝廷再次下定決心，拿例行兩百多年的優免製度開刀，以規範優免製度為名，清查官紳豪富之家詭寄、隱匿的土地，進一步打擊江南官紳地主階層；三來新任杭州知府趙貞吉上呈奏疏，奏請“扒平官民田科則”，即是將杭州府治下官田按照民田標準起課征稅，所短田賦均平於民田之上。嚴嵩揣摩聖意，奏請皇上恩準趙貞吉的建議，並建議在兩京一十三省全麵推行，由各地官府據此清丈全國田畝，查出治下豪紳富戶隱匿侵吞的田地，依律責其退還百姓，緩解豪強兼並之勢。朱厚熜覺得火候已到，便同意了嚴嵩的奏議。不過，當年貿然推行新政，導致天下大亂的前車之鑒令他心有餘悸，為了穩妥起見，便著令在杭州和官田分布最為集中的蘇州、鬆江、常州、鎮江、湖州、嘉興六府做試點，逐步推行全國。可是，作為七大試點地區之一，又是最早提議清丈田畝的杭州，剛剛推行，就逼瘋了一名知縣，怎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視？因此，送走了遠征東南亞、平定夷狄之亂的東海艦隊之後，他便輕車簡從，帶著楊博和鎮撫司一幹人等，從舟山經寧波、紹興，一路馬不停蹄地來到了浙江省府杭州治下的諸暨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