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明白了這其中的關竅所在，那些商人紛紛表示願意為成立行會盡自己一份力量，隻求“五峰大人”日後在價格方麵多多關照，讓大家生意能好做一點。
汪直笑道：“好說，好說。打過這麼多年的交道，大家該當知道汪某的為人，向來都是有錢大家賺，從來不吃獨食的。再者說來，我大明有的是絲綢、瓷器和茶葉，汪某辛辛苦苦運到貴國來，不賣給諸位，又能賣給誰人？若是不讓諸位有點賺頭，諸位都不去做那個買賣，汪某的生意豈不是也做不下去了嗎？”
得到了“五峰大人”的承諾，那些商人心滿意足，也象清田哲也那樣，被一位大明鎮撫司日本情報網的緹騎校尉帶到帥帳旁側的一個營帳之中，和汪直手下的朝奉簽署文書。
與堺港各座的頭麵商人談妥了賠償及日後合作等事宜，粗略估算，光是賠償，就能得到一百二十多萬的現銀；日後三五年之內，還能從各座商人那裏得到同樣多的銀子，汪直不禁暗自心花怒放，心中更是感慨萬千：皇上果然天縱聖明，隻是一個行會包買專營，一下子就拿捏住了倭人商賈的脈門，逼得他們不得不乖乖地就範！記得皇上當初解釋說，所謂“經濟”，說的正是倭國各座商人；控製住了他們，就等於是控製住了倭國的經濟命脈。看來，倭國的經濟命脈，就要被我大明控製住了！
汪直可不知道，這個法子並非那位被他奉若神明的嘉靖帝朱厚熜自己想出來的，是剽竊於後世江戶幕府時代實行的“絲割符製度”（注）。唯一不同的是，江戶幕府時代的絲織工會，是由將軍親信、幕府高官和日本商人所組成，如今照樣拿來了將軍親信和日本商人，實際卻增添了代表大明王朝暗中掌控日本經濟命脈的他而已……
其他人都談妥了條件，被帶去簽署文書，想必也就能從此過關，唯獨自己被冷落在一旁，不禁令堺港議政者的召集人、日本最大的米商呂宋助左衛門心裏犯起了疑惑：若論交情，我與你五峰船主也算不薄，去年這個時候，你向我訂購五千石稻米，我沒有加價就爽快地答應了，而且新米一上市就如數交割給了你。雖說後來我從三好氏那裏買了你那十六間米鋪，可大家都這麼幹，怪不到我一個人的頭上，大不了我也按照你五峰船主給他們那些人訂下的章程，加倍賠償給你就是。十六間米鋪價值至多不過五萬兩銀子，翻一倍也隻有十萬兩。至於你那十六間米鋪之中庫存的八千多石稻米，都被三好氏搶了去充作軍糧，就算你也把這些損失都算到我頭上，稻米這個玩意兒不象清田哲也那個家夥弄到的庫存絲綢那樣值錢，八千石也值不到兩萬兩銀子，翻一倍也不過三四萬兩。兩項加起來攏共也不過十四萬兩銀子，我還賠得起。有道是法不責眾，你總不能單單和我一個人過不去……
呂宋助左衛門正在胡思亂想，就聽到汪直說道：“呂宋助左衛門先生，你搶去了我十六間米鋪，還有近萬石的存米。這筆賬，我們該怎麼算呢？”
呂宋助左衛門早有思想準備，趕緊說道：“小人願意加倍賠償五峰大人的損失……”
汪直毫不客氣地打斷了他的話：“我知道你呂宋助左衛門先生家大業大，象他們那樣賠點銀子給我，也傷不了你的筋骨。若是依著汪某的本意，也願意這麼做--反正我又不損失什麼，還能得到偌大一筆銀子做賠償，既有麵子，又有銀子，汪某何樂而不為！可是，你的事情卻跟他們不同，還真是麻煩得很，隻怕你有再多的銀子也未必管用！”
注：絲割符製度--十七世紀初，生絲及絲綢在日本進口的商品中占了絕大部分，為了加強生絲和絲織品貿易的管理和控製，江戶幕府（掌舵之人是名義上已經隱退的德川家康）於1604年要求堺港、京都和長崎三個城市的絲綢商人組成一個工會，稱為“絲割符仲間”，即絲綢分派工會，擁有完全買下由外國人（最初是葡萄牙人，後來是中國人、荷蘭人）進口的生絲的特權，交易價格由工會單方麵決定，但工會必須先把一部分先“買”給幕府將軍或他的禦用商人（稱為“將軍專份”或“公方之絲”），然後再由三個城市的交易商分配剩餘部分。後來，為了吸引更多的商人運絲到日本，江戶幕府於1655年解散了絲綢分派公會。約莫三十年後，中國開放與日本之間的直接貿易，大量生絲湧入日本，江戶幕府又恢複了絲割符製度，並且一直維持到江戶幕府的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