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銘樞、蔣光鼐、蔡延鍇號稱“三位一體”，但三人間的感情與關係還是有差別的。蔣光鼐始終忠誠和服從陳銘樞，蔡廷鍇則對蔣光鼐始終保持尊重，即“蔣光鼐始終對陳忠謹，蔡固尊重蔣”，而陳銘樞、蔡延鍇之間的關係則較疏。到1933年時，陳銘樞要影響蔡廷鍇，幾乎隻有以蔣光鼐為橋梁。陳銘樞剛回國時，蔣光鼐對立即起事也是不讚同的。在陳銘樞最後一次赴粵歸來後，蔣光鼐仍認為應“暫觀時勢”，但不到十天態度即大變，轉而對蔡廷鍇說他已答應陳銘樞，企圖說服蔡廷鍇。蔡廷鍇在反蔣失敗後曾對人說，當陳銘樞提出反蔣時，“蔡大不以為然，但蔣終以陳之意見為意見，向蔡說服”。
此時的蔡廷鍇集福建綏靖公署主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軍長於一身，軍中多位師旅長又是他的羅定同鄉，已成為“閩變”能否發動的關鍵。到1933年11月，盡管蔣光鼐已被陳銘樞說服，蔡廷鍇又極尊重蔣光鼐，蔡延鍇仍然不同意立即起事。11月18日，“福建事變”爆發前兩天，各路反蔣人馬齊集福州，萬事俱備，蔡廷鍇還是不鬆口。陳銘樞沒有辦法使蔡廷鍇像蔣光鼐那樣迅速服從自己，於是使出“政客威嚇手段”，威脅蔡廷鍇隻有兩條路可走：要麼立即通電反蔣，要麼把他們送到南京去立功。蔡廷鍇為顧全“團體”，隻好同意。用蔡延鍇的話來說，“閩變”就是在陳銘樞“排除一切”、“一意蠻幹”之下發動的。正因為這樣，反蔣失敗後，蔡廷鍇一度“與跛陳不甚來往，而與小心餘則交好如故”。這裏“跛陳”是對陳銘樞的代稱，“小心餘”指蔣光鼐，可見蔡廷鍇對陳銘樞逼迫自己反蔣一時還難以諒解。
就十九路軍的整個轉變過程來看，由於個人關係紐帶的先天欠缺，雖然十九路軍長期擁蔣，但雙方結合的基礎並不牢固。隨著時局演化及國民黨派係紛爭的加劇，在內有陳銘樞急劇轉變和催逼、外有反蔣勢力乘機利用之下，十九路軍最終走上了反蔣之路。
十九路軍自“一·二八”戰役後成分日趨複雜，中上級軍官已有趾高氣揚享受腐化傾向，久戰之後，一旦有了一個地盤就想安逸，過去長期流動，一旦停止下來，成立家室的風氣很普通。下級官兵認為打過日寇之後，不想再打自己同胞的觀念很重。當時南京有藍衣社（複興社）組織，蔡廷鍇為防止部隊分化，想樹立一個核心，特接受秘書長徐名鴻建議，秘密成立一個改造社，蔡兼總社長，徐名鴻任書記，各師成立一個分社，由各師長兼分社長，分社之下設支部，社員以選拔優秀的中下級軍官，特別是在本軍服役時間較長者，有一定知識的為對象。口號是對外主張團結抗日，對內防止腐化，發揚十九路軍光榮曆史。實質上，在一九三三年春成立該社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該社社員秘密防範蔣介石派人暗中滲入十九路軍策動叛變，並防範藍衣社滲入軍隊內部分化，作為上級將領的忠實耳目的一種小組織。是年夏，改造社在廈門市查獲由南京用化名彙來一筆款，偵察結果是彙交十九路軍去年送入南京中央軍校軍官訓練班受訓畢業回部人員的津貼費用，遂逮捕收款人黃漢光、周邵，畢業學員已多數加入藍衣社組織，其主要任務是“擁護領袖，複興中華民族”、“奉行要抗日必先剿共政策”、“誰敢違抗領袖，反對政府就要製裁”（殺害）等情。蔡廷鍇得悉這個嚴重情況，下令各師改造社以黃埔軍校及中央各軍校畢業的軍官，均作為嫌疑對象，進行調查研究。當時黃埔生在軍中任團長以上的有範漢傑、張君嵩、吳康南、湯毅生、雲昌材、廖子明、劉世炎、梁為焯等人，團長以下的軍官二百餘人，其中由軍校訓練班畢業回軍後發展為藍衣社組織的達百餘人，蔡廷鍇下令一律逮捕，將其中情節較重的數十人，加以秘密處決，以免後患。自把這次藍衣社恐怖運動清洗後，軍中的團結，軍官的反蔣心理日益高漲，驕滿腐敗風氣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是年秋，全軍改造社進一步發展，蔣介石想迅即瓦解十九路軍的陰謀詭計得到進一步證實。這一案的破獲加強了蔡廷鍇的反蔣決心。
至於改造社的上層分子對蔣介石的態度，綏署參謀長鄧世增，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這兩個人，都是陳銘樞的老參謀長，對反蔣一向不大積極，生活很腐化。師長之中，沈光漢、區壽年、譚啟秀三人思想保守，但都是蔡廷鍇羅定同縣人。蔣介石對此三人未曾直接搞收買工作。後來宋子文曾對譚啟秀很拉攏。其中毛維壽是江西人，事前蔡廷鍇曾據報此人和蔣介石拉上關係。遠在一九三○年夏秋間，毛任六十一師第八旅長時，途經歸德附近，蔣介石直接召見，送過他一筆錢。一九三一年十月間毛升六十一師師長不久，蔣介石通過南昌行營參謀長江西人熊式輝策動毛脫離十九路軍建製，並送特支費一筆。何應欽並派雲南人趙錦雯為六十一師參謀長，作為策劃毛維壽親蔣的拉線人。蔡發覺此事後，在“一·二八”戰役前特令該師歸建，蔣之陰謀未逞。來閩之後，蔡廷鍇認為六十一師和自己關係較淺，非粵籍軍官頗多，但毛是戴戟、蔣光鼐一手提拔起來的，總不至叛變團體，倒戈相向。因此未做人事調整，隻暗中防範。結果在反蔣時，毛在退兵集中泉州時迫蔡廷鍇離開部隊，公然投敵。另一個師長是張炎，此人在“一·二八”抗日戰役中作戰勇敢，據說蔣介石的秘書長楊永泰曾想以其長女楊璿熙嫁他，楊和張炎都是廣東高州人，所以張、楊之間拉上關係，為蔣介石所收買。一九三三年夏，蔡廷鍇提拔張炎為四十九師師長，他覺得張炎之兄張世德和自己患難相隨，一九三○年任旅長陣亡於中原大戰，把張炎提拔起來，他不知感恩圖報，也不至於會叛變，所以未加處理。結果在“閩變”時，張隨毛維壽一道降蔣了。毛、張兩人為蔣介石所收買，顛複十九路軍陰謀得逞，除了說明蔣介石手段毒辣外，也說明了蔡廷鍇組織的改造社，還不足以對抗蔣介石的顛複。
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間“閩變”開始後，十九路軍全體脫離了國民黨，陳銘樞另行聯合第三黨和神州國光社分子組織生產黨時，即解散改造社，所有成員大都轉入生產黨，十九路軍失敗之後生產黨即無形解體。
十九路軍的內部情況複雜，其中蔡廷鍇和陳銘樞的一些矛盾比較明顯。陳銘樞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南京政府蔣介石、汪精衛等壓迫下因無法立足而出國的，約在蘇聯及歐洲各地考察了半年，在七月間由巴黎來電準備回國。陳銘樞一九二○年在粵軍充任營長時，蔡廷鍇就在該營當排長，十三、四年來都是蔡的直接上級，彼此相依，陳銘樞主政治，蔣光鼐主運籌，蔡廷鍇主督戰。連年轉戰，才把十九路軍這支部隊發展壯大。但陳長時期以家長自居，把軍隊看作私人資本，領袖欲強，野心勃勃地不體念官兵犧牲奮鬥的艱難，多疑善變，遇事投機，總想僥幸作孤注一擲，這些是非、成敗、利害上蔡廷鍇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彼此也有隔閡，不如和蔣光鼐做到魚水相依，甘苦共嚐。在“閩變”醞釀過程中，如不是蔣光鼐從中調解就搞不起來。陳銘樞剛到香港，蔡廷鍇親往迎接，以示敬意，二人聯袂到閩，陳銘樞居然以太上自居，辦事專斷，不按手續，不擇手段，不顧蔡廷鍇的威信，今日在某團體演講，明日又到某軍某師講話，大有不談革命，不談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氣。陳表示應迅速組織政府倒蔣，最好是聯廣東、廣西一道合作，如廣東不合作，即和廣西合作，否則兩廣都不合作，也要單獨幹。蔡廷鍇和蔣光鼐則主當前不應公開反蔣，隻有維持現狀，搞半獨立來聚積力量，連絡四方訓練幹部等待時機，有了充分準備再幹。八月間，蔣光鼐應約赴粵，和陳濟棠商量合作反蔣事，得不到要領回來，並接受了陳銘樞與各黨各派聯合組織民主政府，推李濟深出來主持反蔣抗日大計。還勸說蔡廷鍇答應這個主張，不計成敗。蔡廷鍇看到蔣光鼐既如此，明知軍事、財政毫無辦法，搞起來隻有失敗，也不好堅持反對的意見。
蔣、蔡隨即回到漳州召各師師長開軍事會議，征求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均無政治頭腦，心裏縱有不滿，也不敢吐露半點，也不表示任何意見。蔡廷鍇看到這種情景，深感處境甚苦，很想掛印逃官，但轉念一旦離軍，各師師長論資格論戰功，互相伯仲，無人可以統帥，有些師長表示“你不****也不幹”，經過長時間考慮乃打消此意。
陳銘樞經過此次來閩活動勉強取得一致意見後，即匆匆回香港，隨又派陳公培來閩研究和紅軍如何聯係問題。當時紅軍主力尚在延平外圍，仍有進攻延平企圖。這證實陳銘樞所謂半年來和共產黨拉了關係之事，仍不能落實。因此為了部隊生存蔡廷鍇和蔣光鼐商妥，兩人聯名派人和紅軍直接聯絡，表明十九路軍及福建省政府的政治度。此時蔡廷鍇和陳銘樞的矛盾雖有蔣光鼐的調和，有些問題得到解態決，有些問題直至“閩變”失敗前仍保持下來。
十九路軍最先和紅軍三軍團取得聯係。
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旬，紅軍的東方軍由彭德懷統帥進軍福建。當時延平城區歸五十六師劉和鼎主力守備，補充師譚啟秀部在水口、延平之間閩江南岸與紅軍對峙，在延平、尤溪之間，新二師盧興邦部也加入戰鬥受到損失。在八月下旬紅軍一度進攻延平，並佯攻水口，劉、譚兩部均有一些損失。六十一師梁世驥旅鄭為楫團，在延平以南地區也一度被襲，六十師沈光漢部控製在永安、沙縣間，全部取守勢。七十八師新敗之餘，除留雲應霖旅在沙縣外，餘部撤回莆田整補。十九路軍當時除新改編的四十九師張炎部留在閩西南守備外，幾乎全部動員來對付紅軍這次東征。整個福建蔣軍主力七、八萬人都動員，始將戰線穩定下來。但防廣兵單，捉襟見肘。在此情況下，蔡廷鍇和蔣光鼐密商，采用秘密方式，請陳公培親到延平前線與紅軍初步聯絡。陳公培北伐時代在第四軍工作過，和共產黨有過來往，而且是陳銘樞介紹來，一定靠得住，此時十九路軍又派不出適當的人來，在軍情緊急下商得陳公培同意，用綢子寫了一封給紅軍的聯絡信，化裝農民，將綢子信裝進衣內，另搞好一份密碼本交陳公培帶在身邊，蔡廷鍇親帶陳到達水口，並打了一張放行條，告訴陳從延平西南進入蘇區，令補充師第一旅旅長司徒非派人護送。九月中旬，陳公培果然和紅軍在延平西南六十裏之王台聯絡上，帶回彭德懷的回信。蔡廷鍇在尤溪口指揮所接到之後，內心很喜歡，彭的回信內容大意：十九路軍響應共產黨一九三三年一月宣言和紅軍合作，表示歡迎，惟其中對十九路軍有不少教育責備之措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