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建立後，以西周滅亡為借口，廢除分封製，實行郡縣製。把全國分為36郡，郡下設縣、鄉，歸中央直接統轄，宮吏由中央任免。在中央設三分、九卿，分職國家大事。實行俸祿製度。為了方便統治的需要李斯又提出了統一文化，包括文字和度量衡。六國的文字和度量衡和秦國皆不同。
秦朝建立後，秦王嬴政首先從“三皇五帝”中給自己截取了個新名字——皇帝，以顯示自己與眾不同。他因為是始皇帝所以又叫秦始皇，並規定“朕”字天下隻有皇帝才可以用。秦始皇徹底改變了周朝天下一家的仁愛君主思想，實行的是“朕即天下”君主專製統治。皇帝不但有著決策權和審批權，還有立法權、司法權監督權和裁判權。對於皇帝這麼大的權力，易中天先生就說不但無理，而且有害。後來的帝王都是學他的樣子，不斷加強君主的專製統治。
秦朝的統治者也注意到了思想奴化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秦朝要統一文化。隻不過秦始皇過高估計了自己的統治能力，又因為秦朝太短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並未來得及完全實施。
從秦朝的教訓可以看出先秦法家思想的弊端。
先秦法家思想在君主立場為君主服務，以君權為核心建立政治管理體係。這套體係是以犧牲貴族利益為代價建立起來的。這套體係不但遭到貴族階層的反對，更可怕的是，作為邦國政治體係的立法權由貴族會議轉向了君主個人。當國家立法權在君主一人手上的時候，法家已經難以避免他們的政治思想體係“遇明君則強，遇常君則弱，遇昏君則亡“的命運。後世朝代沿用秦例，後患無窮。
君主專製，讓皇帝由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理人變成了封建地主階級的主人，讓中國難以完成君主立憲製或者立憲君主製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體係的改革，直接導致了中國的百年積貧積弱。歐洲的君主立憲體係無一不是建立在弱君權，強議會的基礎上的。法家將立法之權全賦予君主，使貴族無力製約君主，老百姓更不可能製約君主的權力。這種權務架構直接導致了君主對百姓甚至貴族生殺予奪的權力。君主權力的膨脹，直接導致王族紛爭，漢初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讓整個國家付出了難以承受的代價。
法家思想沒有一個在特殊條件下，將立法權從君主轉向貴族會議的體係。當無限的權力集中在一個好大喜功，荒淫無度的君主手中的時候，無疑是十分可怕的。國家會被這個君主推向深淵。也就是說，君主的權力根本就沒有被關在籠子裏。法家思想體係根本就沒有三權分立一說，而是以丞相為首的行政權和以廷尉為首的司法權加上以太尉為首的軍政權，都圍著君主手上的立法權打轉。國家不是百姓的，不是貴族的，是君主一個人的，“朕即天下“。儒家的“君權神授“隻是一個幌子，隻是給無限君權以名，而法家卻是把這把殺人的刀交到了君主的手上。給了君主無限權力之實。
秦朝統一六國後沒有停下腳步馬上開始擴張，勢力範圍南達越南，北達朝鮮。然後調動全國的力量修建了大量工程。修公路是為了加強統治，修水利有力經濟發展，修長城有利防禦，算是有利有弊，修宮殿和陵墓則是勞民傷財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且這些浩大的、沒完沒了的工程，這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所以秦朝展現的並不是蒸蒸日上，反而是如鴻遍野。孟薑女的故事就是這時候的事，雖然是故事但也真實反映了社會現狀。
秦朝被稱為****，其一，秦人是西遷的古苗人——羌人的後裔，跟中原文化已經是截然不同，所以並沒有把六國的百姓當成自己人看。其二，嬴政在幼年的人質經曆讓他內心充滿了自卑感，這也是典型報複性人格。這就讓秦朝統治下的人民缺少起碼的安全感，人民希望的是安定的生活，而迎來的是變本加厲的****。秦朝的統治者武力奪取天下就認為炫耀武力就能擺平一切，事實是任何政權不懂得休養生息這點起碼的道理，國家都會走向滅亡。
而同期西方的古羅馬共和國卻是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的靈魂人物盧梭最推崇的國家典範。
正如愛倫坡說的，“光榮屬於希臘，偉大屬於羅馬”。秦漢的對手隻不過是未開化的遊牧部落，就已經不是人家對手了。而羅馬的對手是文明高度發達、征服整個西亞的希臘，和羅馬爭鋒一時、差一點滅掉羅馬的地中海強國迦太基，羅馬戰勝了這些對人類文明裏的強國，建立了橫跨亞歐非、環繞地中海的大帝國，豈能不稱之為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