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滅亡要追敘到漢武帝時為專製設立尚書台，以宦官為秘書，政皆決於內朝，開了宦官幹政的惡例，外朝的官員隻有執行尚書台的命令，等於剝奪了滿朝文武議政的權利。正因專製，武帝獨斷專行，已無人可以製約規勸，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
沒完沒了的戰爭除了滿足武帝好大喜功外，一無是處，更將文景二朝的盈餘損耗殆盡。為彌補國庫虧空，五均六輸，鹽鐵專賣，國營壟斷，加重賦稅，將漢初以來積極的經濟自由度，輕徭薄賦一掃而空。為避免官府盤剝，農戶棄牛耕，人力犁田。經濟發展大幅度倒退。
漢武帝臨終前才下《罪己詔》，全麵否定自己以前的政策，但為時已晚。他留給後人的是一個因征西域人口減半，歉手無糧賑災，漢朝首次流民起義暴動、國庫空虛、民不聊生的爛攤子。元、成帝時，權力被尚書台任中書令的宦官控製。為對抗宦官勢力，皇帝又引入外戚。宦官外戚輪流執政，互相對抗的局麵形成，已經沒皇帝，丞相，官吏什麼事了。最後外戚王莽戰勝宦官，而這一切的因由都是漢武帝加強皇權開始的。
外戚是皇帝依靠的主要力量。景帝時的竇嬰，武帝時的田蚡、衛青、霍去病，昭帝時的上官桀、霍光，宣帝時的史高，元帝時的許嘉，都是這樣，到了成帝即位，他的媽媽王政君，就是終結了西漢的王莽的親姑姑。皇帝能力強的時候，外戚是一種助力；皇帝能力弱的時候，外戚就威脅皇帝的統治。漢高祖劉邦的皇後呂雉，就在高祖死後專權。漢朝的皇帝對於這些外戚也毫不含糊，呂後死後，皇帝立即發動功臣集團誅殺呂後全族。被霍光選為皇帝的漢宣帝，在霍光死後立即處死了霍光全族。到了西漢末年皇帝們要不就是無能，要不是年幼，沒有了能力來和外戚對抗，西漢也就走到頭了。
武帝耗盡了文、景以來府庫的積蓄，加重了農民的困苦。貧困破產的農民，多淪為豪強地主的佃客、傭工。從漢武帝開始，西漢愈來愈嚴重的土地兼並讓人民走上流亡之路，全國暴動風起雲湧。漢宣帝時豪強的發展和農民的流亡，都已難於遏止。膠東、渤海等地，農民進行暴動，早已發展到攻打官府、搶奪囚徒、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程度，連宣帝自己也承認當時民多貧困，“盜賊”不止。西漢末年階級矛盾的尖銳化的元帝時，農民由於受鄉部胥吏無端勒索，盡管由政府賜給土地，也不得不賤賣從商，實在窮困已極，就隻有起為“盜賊”。元帝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消除他們對西漢王朝的“動搖之心”，甚至把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製度也放棄了。成帝時，西漢王朝走上了崩潰的道路。成帝大興徭役，加重賦斂。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見於記載。
外戚王氏逐步控製了西漢政權，帝舅王鳳、王商、王音、王根等兄弟四人和王鳳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王氏封侯者前後共達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許多刺史郡守，都出於王氏門下。外戚貪賄掠奪最為驚人。紅陽侯王立在南郡占墾草田至幾百頃之多，連貧民開辟的熟田也在占奪之列。王立把這些土地高價賣給國家，得到的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外戚在元帝時勢力還不很大，資產千萬者不多；他們後來家財成億，膏田滿野，宅第擬於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內暴斂的結果。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權勢，大占良田。平帝時，王莽複任大司馬，屢次捐錢獻地，收攬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麵排除異己；另一方麵，他又極力樹立黨羽，籠絡儒生，讓他們支持自己奪取政權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於途。這些人都力圖證明漢祚已盡，王莽當為天子。
公元8年，西漢最後一位皇帝劉嬰退位禪讓，王莽稱帝，國號新。因為是和平奪權，所以雖然更換了皇帝，但西漢社會矛留下的所有社會問題依然存在。對此王莽的辦法措施就是集權，重走漢武帝的老路。在經濟上進行劇烈的土地變更、頻繁的貨幣變更、細密而又嚴厲的工商管理製度；在政治上，進行官製、爵製、行政區劃等等的變更。
王莽的土地改革就是恢複井田製，實行土地國有化；按照《周禮》記載的井田模式，把全國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過一百畝。這純粹是經師們的空想，如果按照人均一百畝的標準平均分配土地，全國的土地根本不夠分配。更何況土地的私有和買賣，是當時蓬勃發展的小農經濟的基礎，取消土地私有，禁止土地買賣，顯然是倒行逆施，得不到任何社會階層，包括農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