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政府垮台之後，在鎮壓黃巾起義軍的過程中趁機發展了個人勢力各霸一方，形成了數十個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軍閥間展開了瘋狂的掠奪地盤和人口的兼並戰爭，整個中國特別是黃河流域一帶變成了一個大屠場。戰爭及由戰爭所引起的大饑荒和嚴重的瘟疫給中國人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人口在這個時代縮小到1000萬以下。專製皇權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麵，是袁紹、諸葛亮、司馬懿為代表的門閥世族站出來力挽狂瀾，收拾專製製度造成的慘痛局麵，避免了漢人即將滅亡的命運。
三國時期的政治特點是相權壓製了皇權。前期北方世族支持支持曹操，並不完全是曹操打著支持東漢政權那麼簡單，本質上世族支持曹操的相權就是限製皇權。後期世族反對曹操稱帝，也不是世族忠於東漢那麼簡單，而是反對曹操變成新的專製皇權。公認品格及其高尚的諸葛亮，到劉禪快30歲時還不歸還權利，並不是諸葛亮貪權，而是出於世族反專製的政治立場。東吳孫權陸遜之間的鬥爭，也是世族反專製的表現。
曹操和袁紹兒時就是玩伴，私交甚好。討伐董卓戰爭時期，曹操與袁紹的關係實際上是相隔兩級的，即袁紹是聯軍盟主，陳留太守名義上屬於其統領，而曹操則隸屬於陳留太守張邈麾下。曹操大敗後並沒有帶領部隊回到陳留太守張邈所在的酸棗，而是去了袁紹所在的河內。後曹操在袁紹和當地大族的支持下，接任了兗州刺史，取得了一個州的控製權；同時，也得到了袁紹兵員和裝備物資方麵的支持。如果曹操不是袁紹的部屬，袁紹手下的官員、大將有的是，根本輪不到曹操。袁紹多次派遣人馬給曹操使用，這應當證明，袁紹是把曹操看做自己的一支部隊，當其兵力不足或損失時，就給予補充。曹操在袁紹的不斷幫助、扶持之下，逐漸成長為一個強大的、可以和原上司對抗的割據軍閥。
東漢三大勢力，門閥、外戚和宦官，外戚和宦官乃至東漢政府這個時候都完蛋了，剩下最大的勢力就是門閥，四世三公的袁紹就是門閥士族的代表。三國初期袁紹才是天下歸心的人物。帝國製取代封建製後，統治階級從領主換成了地主。秦漢時是皇族和外戚組成的貴族地主，魏晉開始變成了士族地主。以袁紹為代表的士族是要建立一個限製皇權，也沒有宦官和外戚的反專製政權。而曹操身份就很特殊，他的爸爸曹嵩是宦官的養子。所以曹操是專製製度的支持者，要繼續走東漢集權專製的老路。劉備和孫權也是軍閥，他們和曹操一樣都是專製製度支持者。
從曹操接漢獻帝來許昌開始，曹操就算是正式從袁紹獨立了，其實迎獻帝並沒有多大本質用處，尤其是在早期。袁紹雖然官渡戰敗，但回去後的勢力還是沒有分崩離析的，叛亂也很快被平定。在袁紹還活著的日子裏，曹操還是沒有太大動靜的。所以官渡之戰並沒有真正動搖袁紹的統治基礎，真正滅亡袁紹勢力的是袁紹死後，幾個兒子反目而為了爭位陷於內戰。後來曹操的幾個兒子奪位也很激烈。北方基本上已經被袁紹統一了，如果沒有曹操反袁紹，袁紹統一天下指日可待，也就沒有三國後來那麼多年的混戰。
曹操一方麵對河北士人作有限度的拉攏、利用，另一方麵又力圖削弱其社會基礎。在曹操政權中，以冀州為主的河北士人明顯受到很大程度的壓製。另一方麵，曹操戰勝袁氏集團，造成南北士人在統一政權中政治地位懸殊，以冀州為主的河北士人受到很大程度的壓製，由此埋下了地域政治的不安定因素。陳寅恪指出：“官渡一戰，曹氏勝，袁氏敗。於是當時士大夫階級乃不得不隱忍屈辱，暫與曹氏合作，但乘機恢複之念，未始或忘也。”
蜀、吳雖然領土看起來很大，但是都是些未開發的荒蕪之地，曹魏才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曹操掌握政權以後，全麵推行抑製豪強大地主的法治政策。專製主義在曹操時正式開始走寒門路線，寒門路線最終在隋唐誕生了禍國殃民的幾千年的科舉。曹丕再接再厲搞出了個九品中正製。改變原來由地方負責推舉人才的政策，由中央直接委派專人負責，堅決執行曹操的寒門路線。
政治上曹操廢三公製度而恢複丞相製度。三公製和丞相製是兩種不同的政治體製，體現著兩種不同的思想觀念。三公製削弱了丞相的獨斷權力，實是對丞相製的否定。在中央，主要決策權被曹操執政以後借以控製朝政因而權力猛增的尚書台取代。尚書令職權相當於宰相，下分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書，負責各項政令。魏文帝曹丕又改漢秘書令為中書令，增設中書監，以掌機密，魏明帝曹叡更加倚重中書監、令，以分尚書令決策大權。
在地方為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製，曹魏還實行一種都督製，置揚州、青州、荊州、雍州、河北等都督，代表中央，統軍駐守戰略要地，一些都督還兼任刺史，這一製度為兩晉南北朝各代繼承發展，極大地影響了各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