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帝曹奐延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馬昭由相國、晉王加九錫，設晉國官屬，取代曹魏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同年八月，司馬昭病死，太子司馬炎繼為晉王。十二月，司馬炎用曹魏代漢的辦法，受魏“禪讓”，取得帝位，封魏帝曹奐為晉陳留王，以晉為國號，改元泰始。史稱為西晉。加上在此前一年264年滅蜀，280年滅吳，魏蜀吳三國最終都歸於晉。晉朝統一過程最仁慈，執行優待政策，所以習鑿齒評價司馬氏有千載盛功。
成功反專製的門閥製度在西晉正式確立。門閥與豪強地主的區別是：豪強地主指的是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三位一體的地主階級；而門閥士族指的是地主階級的一個特權階層。這是以家族為單位，以門第為標準，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特權階層。在政治上，門閥士族擁有崇高地位，他們壟斷了仕途，控製了中央政權，成為變相的世卿世祿貴族階層。在經濟方麵，門閥士族兼並土地，發展田園別墅式的自給自足經濟。在社會生活方麵，門閥士族是高人一等的社會階層，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
門閥士族以家學世代相傳，同時也就把自己的清白家風世代相傳下去。門閥士族是以封建倫理道德相標榜，以清白家風世代相傳的道德之家。門閥士族除了遵守儒家倫理道德的具體規範之外，特別注重清白廉潔，獨行特立，剛正不阿的氣節。其精神就是：不畏強暴，獨行特立，“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意思是縱然麵對千萬人阻止，我也勇往直前。
曹魏推行的大規模屯田製度正式廢除，改為占田製。從占田製的內容看，它是一種既保證政府收入，又保護士族特權的一種土地製度。占田製並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將地主的田地授與農民，而是在屯田製破壞的前提下，允許農民占墾荒地，占田製中對於官僚士族占田、蔭客、蔭親屬等特權的規定，其主要精神不在於對官僚士族的特權加以限製，而在於確認和保護他們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戶口的既成事實。西晉占田製的實行，使農民依法占有了一定的土地，從而調動了農民辟田開荒，從事生產的熱情。再加上晉武帝注重招撫流民，興修水利，所以，西晉初年的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恢複和發展，出現了短暫的繁榮局麵。
西晉吸取了曹魏沒有分封宗室而早亡的教訓，采取了西漢初的王室諸侯郡國製。西晉建國不久便大封同姓王。西晉大封司馬子弟為王，想造就一個皇族勢力屏藩帝室，目的還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皇權，降低士族的影響。學界一般認為，武帝所為，加重了地方分權化的傾向。但是，綜合分析史料，晉武帝的政策，其實並不簡單，其中蘊含了政治文化與政治地理的多重意境，而且此項政策與“八王之亂”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鏈。
曹魏王朝控製諸王十分嚴厲。西晉諸王雖然極受尊重，行動也自由得多，然而就實權看，比起曹魏諸王來，卻沒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變化。在官吏的任用上，王國也受極大限製。西晉剛建立時，曾允許諸王“皆自選其文武官”。然而說是“自選”，其實並不能隨心所欲，而要受晉王朝的監督。西晉的諸王無論財權、政權、軍權都受晉王朝的限製和控製，實際隻不過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下一種特殊的地方機構而已。所以諸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都留在京師陪伴皇帝，而不樂意就國。王國置軍人數按鹹寧三年成例，大國最多也僅為五千人。而諸王混戰中動輒萬人，如成都王穎與河間王討伐長沙王時，成都王“軍二十餘萬”，河間王則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如此龐大的軍隊，短時間內不可能僅由王國提供。
為了加強司馬皇室對地方的控製，西晉將曹魏時已采用的都督製進一步製度化。地方實行州、郡、縣三級行政製度。全國統一後，共分19州、173郡，州置刺史；郡以太守主事，若為諸王封國所在，則郡稱為國，太守則改稱內史。早在司馬氏代魏以前，司馬氏子弟即已以都督或監軍的身份出鎮許昌、鄴城、長安等戰略要地，為司馬炎順利稱帝建晉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