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結束後，明朝開始了閉關鎖國政策。閉關鎖國政策，是指閉關自守，不與外界接觸的一種國家政策，是典型的地方保護主義。
當時的內部經濟形勢決定了，小農經濟的中國從本質上講就有一種先天性的封閉性，因為小農經濟無法產生全社會範圍內的產品交換和物資流通，並且由於地主占有土地，農民極度貧困，加上農民為了支撐自身的生活被迫依靠自身生產絕大多數的生活和生產產品，就更不需要向外求助什麼，這樣就進一步加劇了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在這樣的基礎上，海外貿易在古代經濟體係中所占比重不大，導致了閉關鎖國幾乎是必然的。
外部環境上，西方海外擴張的狂潮卷向東方，葡萄牙人捷足先登。明朝統治者遭遇到西方東來的新課題。對於如何對西方交流上，明朝的辦法就是閉關鎖國，完全不顧世界風起雲湧的新形勢。而低下官僚作風把在東南沿海的外國商人以及中國百姓逼成了所謂的“倭寇”，更給了閉關鎖國借口。
中國專製製度的不斷加強，商品經濟不發達，自己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再加上漢民族相對與周遍民族的先進被統治者誇大，所以形成了“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的思想。閉關鎖國助長了統治階級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詡天朝上國，盲目排外，不思進取，保守愚昧。視西方科技為“奇技淫巧”。
明朝不光把中國封閉起來，明朝皇帝把自己也封閉起來，正德、嘉靖、萬曆、天啟，這些貨色十幾年、幾十年不上朝辦公。隆慶在位六年，極少審批公文，遇有國家大事，聽任群臣爭議，一言不發，有人竟以為他是啞吧。
明朝的政治體製和權力製衡，已與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來的皇權與相權之間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結束，文官製度卻日益成熟，勢力日益穩固，同時也更趨保守。所以，中央的權力爭奪已從皇帝和宰相之間變成皇帝和龐大文官集團之間的紛爭。皇帝雖僅一人，但他是皇帝，擁有很大的權力；文官集團雖人數眾多，但單個權力不大，且未必團結一心。隻不過，當他們在與皇帝的鬥爭中為了維護集團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暫時擰成一股繩共同發力。於是乎，在與文官不斷抗爭卻常常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幹脆選擇了“無聲的抗議”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明朝皇帝不上朝，而政務運行基本無礙，不是因為責任內閣，虛君立憲的分權憲政，而是太監代替皇帝行使專製大權。
到了明朝中期政權就已經搖搖欲墜了。偶有朝會，大臣們在殿上大搖大擺，高聲喧嘩，隨地吐痰，不以為意。這種現象，不僅在封建王朝曆史上見所未見，到清末都沒有達到這種程度。皇帝，是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權的跌落，意味著中央集權的體製已經駕馭不了它的統治序列，這是統治機器崩潰離析的表現。皇帝長期不理國務，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內閣身上，誰成為首輔，誰就能主政，實際上就握有最高的權勢，這就必然招致統治階級內部爭奪內閣首輔的尖銳鬥爭。一個首輔倒了，牽連一批官員被貶謫，今朝得勢的，來年就可能被趕下台。內閣之中愛惡交攻，吐唾辱罵，甚至大打出手。統治集團的腐敗、混亂和失控遠比王安石變法的北宋還要嚴峻。
中國的封建專製主義體製從秦漢以來到明末，已經延續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複震蕩中發展。多少次農民起義，打翻了一個又一個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統治的癱瘓，封建專製主義體製仍然沿襲下來，發育起來，愈到封建社會後期，愈益強化。發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連宰相的權力都收歸皇帝所有，因此後世都把明朝視為封建專製主義極度發展的一個王朝。然而就在這高度強化的專製主義王朝的末年，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一種極度強化和極度弱化的勢態，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曆代王朝從未有的境遇。張居正就在這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走向政治舞台。
財政上的困難比政治危機還要緊迫。社會經濟最棘手的是土地兼並問題，土地集中私人的規模愈來愈大，皇親國戚爭先恐後地吞並土地，一旦占為已有，就利用特權瞞田逃稅，土地被兼並愈多，國家的稅收愈少。有爵位的勳臣、有權勢的太監、有功名的鄉紳，利用他們不納稅、不當差的優免權紛紛搶占土地，各類莊田迅速擴張。政府累年的收入每況愈下，而皇室的龐大開支卻有增無減。隆慶皇帝的宮廷耗費比國初多至數十倍，官員的貪汙、浪費和浩大的軍費更加重了財政的拮據，國窮財盡已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小皇帝年紀還小，在張居正主政的十年間，實際上掌握明帝國的大權，這為他實行改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張居正具有過人的膽略和勇氣，才使中央政權內部沒有出現北宋改革那樣強有力的反對派，不象王安石變法幾起幾落，新政因而較少引起正麵衝突，比較順利地從政治推向經濟，功效顯著。可以這樣說，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張居正在主觀上具有把新政引向勝利的忠誠和能耐，16世紀後期的社會環境給他提供了充分活動的舞台，使他主導了王朝敗落時期重又複蘇的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