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實踐推行“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明治天皇五條誓約之一），建國之初的日本人首先將學習西方列強、勾畫本國藍圖，作為一條實用便捷的途徑。
簡單說就是——依樣畫葫蘆。
日本人是出了名的善於學習和移植，前麵就有“遣隋使”、“遣唐使”的成功經驗，現在感覺“日本特色的隋唐政治文化”不行了，立刻拋到一邊，自然而然地又準備象老祖宗一樣——遣使，學習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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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團考察
由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建議，上下一致擁護，出使考察的意見很快在政府要員中統一了思想。1871年（明治4年）10月，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提出出國考察《事由書》兩份，明確規定了使節團的總任務和具體的考察任務。
總任務是：一、曆訪締約國，呈遞國書，修聘問之禮；二、考察各國文物製度，製定建國方略；三、舉行修改條約預備談判，表明日本的立場和希望。
具體任務是：一、考察合國的政治製度、法律的理論和實際情況；二、考察各國的理財、會計（財政、金融）、各類產業的法規和管理亢怯及現狀；三、考察各國教育製度、法規和現狀。
以上任務中，串個門、遞個介紹信，代“老大”“拜碼頭”還可以，但上來就和人家“預備談判”修改不平等條約，有純粹為出國立名頭的嫌疑。按現在日本的分量，人家除了當笑話，莞爾一笑以示“禮節禮貌”，就是幹脆不“鳥”你。所以，實質性的任務也就剩下了考察。不過，倒也有利於專心學習。
首先是成立組織。
政府官員帶頭實行。連木戶孝允等一幫“大哥”都表示早有出國考察的願望，隻是由於“革命重任在身”，無暇出國，但還是認真地推動這件事，參與選定人員。最後敲定48人，作為使節團，定了特命全權大使、副使，一、二、三、四等書記官，基本上是把內閣、各級政府官員分成兩撥，一撥出洋，另一撥成立“留守政府”，負責日常工作。
組織成立了，又訂製度。
為了使兩班人馬互相協調，雙方簽訂一份《約定書》12條，約定在使節團出國期間，留守政府與使節團每月通報兩次，互報情況，研究決定重大興革事項，必取得共識後再辦，保證了“在職學習”落到實處，考察團有實名、有實權。本人感覺這對於出使團成員也是一種約束——需定期彙報工作、思想情況，學習領會指示精神。按日本人“一根筋”的性格，好象真是一心學習，沒有出現借出國考察之名、行公費旅遊觀光之實、虛報和改變路線、報銷私人購物費用之類的“聰明人”。當然後來也有個別的類似情況，那是後來，國家富了，形勢不那麼緊迫了，勾結起來謀取私利，手就伸出來了。
《事由書》明確按考察任務分科定人專科考察，一些青年才俊被選入考察團，赴歐美考察學習，歸國後擔當要職，後來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轉，大開眼界。
使節團考察，取得了累累碩果。
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製度，歐美各國的工業、鐵路、軍隊等等，使他們驚歎不已，看到了差距，看到了方向，決心以加強“內治”為先（先把自己的問題解決了），回到日本就照樣子開幹。
到19世紀70年代後半期，明治政府在國家建設各個方麵，已經取得顯著成績。按其發端，便是這次考察學習，推動日本大力吸收的文明成果。
舉一個方麵來說，前邊講過考察、對比各國憲法，製訂日本國憲法的事，那隻是是重要成果，是各項成果之一。
我說“之一”，是因為日本吸取了西方一整套的法律製度，製定出了刑法、刑事訴訟法……這些名詞，即使沒學過法律專業的，對此也不陌生吧？
這些名詞——人家日本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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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在文明開化上，日本人敏銳地緊緊抓住了正確的途徑——教育。
要文明，不能不講教育。搞教育，首先要依靠學校。
隨著全麵的資本主義改革運動，日本的教育改革也轟轟烈烈開始了。簡單說來：
1871年設文部省，派員考察各國教育製度，成立學製調查研究委員會，著手草擬《學製》（學校製度法令）。
開了眼的日本人，知道辦事法令先行。1872年8月（陰曆），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頒布《學製》和《關於獎勵學業的告諭》，將全國分為8個大學區，每區設大學1所；每個大學區分為32個中學區，每區設中學1所；每個中學區分為210個小學區，每區設小學1所。全國共設8個大學、256所中學、35760所小學，形成一個金字培型的統一的學校體製。
各級政府立即開始將原有的鄉校、寺子屋這類地方府縣和鄉村搞的舊式學校統統改成小學，並強令學齡兒童就學。
雖然“一窮二白”基礎上的教育改革推進並不順利，也遇到缺乏師資等困難，也受到財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限製，但日本人從不困頓，到1875年，重新建立（改建）小學24225所，實際就學率一下子提高到約占學齡兒童30％，並且以後逐年提高。
別笑，那時日本的文盲率也很高。
缺師資那就培養合格的師資。1872年起，日本在各地創立了專門的師範學校，還在東京特設女子師範學校。有專門教學生如何當老師的學校，這估計也是首創。
這以後，日本又先後發布《教育令》，和一係列《學校令》，包括1886年發布《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小學令》、《中學令》，1889年發布《實業學校令》，學校體製終於一步步建立完善起來。
看到曆史記載的日本那時創立的名詞——小學、高等小學，中學、高等中學，普通教育，師範、高等師範，真讓人有種時光錯位的感覺。還有——帝國大學本科，法、醫、理、文學、農學部（係），大學院（研究生院）……原來那時的日本，基本上設置了完備的學科體係，還為現代大學規範了本科、院係、部等概念。而我們，還是後來從日本引進了這些概念。
日本人的學習力、迸發的創造力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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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為激勵人們接受教育，也得采取宣傳和法製兩手抓。
首先將教育與個人的命運相聯係，大力宣揚“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產，昌其業，以遂其生者，此無他，端賴修身、開智、長其才藝”，故“非學不可”。這與我們古代人講的“書中自有黃金屋”那一套基本一致，也與我們一些學校單位提出的“知識改變命運”意思相仿。
當然，凡事與個人命運和利益掛鉤，比較能打動人。日本政府也明白，這樣搞層次有點低，所在，在國家層麵，又著眼服務國家的教育目的，秉持“學政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國家，並非為學生個人利益，凡是涉及學術利益和國家利益時，應以國家利益為重”，強力推進“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的“國民皆學”的教育政策。
一句話，不想上也得上。不強製，估計還會有很多孩子不上學，而去種地打工，升學率連30%都達不到。
以上這些措施，有的是針對幕府時期的“詞章記誦”、“空理虛談”的教育內容方式，並破除“士人以上之事”、“農工商以及婦女置之度外”的封建教育製度。從“士人教育”到“國民皆學”，倒是稱得上教育的一大革命。
看到這些，想起大清洋務運動中“創辦新學”的嚐試和努力，開頭真是異曲同工，而洋務派辦學過程之漫長、曆程之艱難，實在令人不勝感慨。
到如今，日本早期成立的大學中，東京大學已是世界名校，而我們，僅有幾所能稱得上亞洲名校吧。
有些（我說的是有些）學校大建樓堂館所，學院升格為大學，兼並學院建綜合大學，大力“擴招”，流水線式地培養研究生，學曆升級堪堪搞成了學曆“大躍進”。教育“市場化”，教育“產業化”的理念，大學借貸、負債，真像是公司化經營了。按這個標準，孔子辦的“大學”，布衣粗食，窮相寒酸，實在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