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來，有關大清海軍的汙點，一直各有說法。有的直言，有的回護，為尊者諱。有的則是難以啟齒，羞於提及，而有意帶過了。
其實，大清對水師的那方麵“小毛病”，並沒有覺得是多嚴重。
李鴻章在交涉處理“長崎水兵事件”時，承認了水兵有那方麵的可能，但在如何處理上，轉而又說：“弁兵登岸為狹邪遊（這樣說文雅一點，逛逛小街曲巷）生事，亦係恒情。即為統將約束不嚴，尚非不可當之重咎，自不必過為急飾也。”
就是說，在李鴻章看來，都是些魯莽武夫，沒什麼文化，水兵搞點這事，並打個架，也是“人之常情”，那就不算事；因這事引起衝突，死幾個人，也隻能算是小事。將領管束不嚴，還不算重要過失。
除了護短，就是思想認識問題了。
“狹邪遊”都“遊”到國外去了，還不叫事，那在國內“遊”的，肯定更不是事了。
可見這種事，在北洋水師，是什麼程度、什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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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水兵事件”，揭開了一個被後人反複論及的北洋腐敗、軍紀敗壞的問題。
這樣的例子，大家一定聽到、讀到很多。
《北洋海軍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
實際執行情況怎樣呢？“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
為什麼不管？不好管。
北洋水師最高指揮者丁汝昌，自己率先利用章程規定的限製導致的需求“缺口”，發現和製造了商機，又運用手中權力，創立了“北洋房地產”，提供“出租業務”。
丁軍門在劉公島蓋鋪屋，出租給商戶，以及各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
看來，不但不好管，還得提倡。
在他的帶動下，聰明人也跟著上，北洋一下子出了好幾個“房叔”。
劉步蟾，方伯謙，也紛紛發展房地產，出租給部屬，收取租金。
管帶們有了銀子，不光想帶家眷，還要娶幾房姨太太。每個基地放一個，金屋藏嬌，到哪兒都有個念想，有效杜絕了離港前的那種離家出走的感覺。
既然“那事”不是“事”，不知是誰搞的，“女支”院也開到了營地。
悄悄的都不行了，還爭風吃醋，鬧出“桃色事件”和“醜聞”了。
不是別人，有頭有臉的丁軍門和副將方伯謙。因看上同一個“女支”，都要娶回做小，二人差點拔刀相向。據說，丁軍門“百計營求”，終未得手，小女子嫌他老，不夠偉壯，而讓方伯謙搶走了。
丁軍門帶兵的威信，從何而來？
《章程》規定不得酗酒聚賭，違者嚴懲。
但每年冬天，北洋水師就例行下南洋巡視，每停一地，水兵們便離船上岸，把酒尋歡，打牌賭博。
《章程》規定的艦船保養也形同虛設，保養經費普遍被挪作他用。
不光是東鄉平八郎看到了大清軍艦的斑斑鏽跡，如果說他是有意“埋汰”北洋，別人呢？據說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也談過極為類似的觀感：“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汙狼藉。”
至於艦船不作訓練而用於它途，已非個別現象。
突出的行為是以軍艦運輸貨物、走私販運，當成客船搭載旅客，賺取銀兩。
據說北洋軍艦到一趟朝鮮，就來回販運一次高麗參、鴉片，賺了不知多少銀兩。
同為北洋一係的袁世凱，在漢城時候，就在繁忙的工作之餘，負責過采買、導購、轉運等事宜，補貼家用。
不要提內部監督，這本來就是集體參與。不要說上級機關檢查，這些生意，不少衙門都有份。
有例外嗎？有，不是被當成傻子就是怪人的鄧世昌。《清史稿》鄧世昌傳記中記有“獨世昌以粵人任管駕，非時不登岸，閩人鹹嫉之”，就是他平時按要求住在船上，也不帶家屬，到規定的休假時間才上岸，以至於七年才回了幾趟老家。這種遵規守紀、嚴肅認真，擱現在那是勞模標準，當時竟成了特立獨行，為以劉步蟾為首的福建籍軍官們所不容。
這些，讀來讓人感歎：一個新生的北洋海軍，那種生機勃勃的樣子，猶在眼前，卻在十數年之間，迅速腐敗，沾染上了種種惡習，誰之過？
以大清朝廷給的那樣優厚的待遇，再相較於北洋艦隊後期的作為，充分說明，沒有理想，不守製度，還叫喚要“高薪養廉”，實在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