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到這一階段，有一個問題也日漸顯現。
那就是：帝黨、後黨、清流派。
按時下流行的做法，應該把他們分分圈子，再梳理出一個關係圖，更清晰。
不過我總覺得所謂“帝黨”，還沒到那種規模和緊密程度，應屬於尚未成型，或準確地說，是“開始有那麼一群人”。
光緒的人——翁同龢、文廷式、誌銳……還有，想靠近光緒的人。
慈禧的人——李鴻藻，孫毓汶，徐用儀……還有，額勒和布？張之萬？
有沒有中間地帶？
我想基本沒有。包括清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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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清流”這頂“桂冦”，是始於漢朝的。大清也弄出這麼一群人，是自許，還是大家給封的，不好查究了。反正他們先把洋務派視做不入流，即使入流也被他們稱為“濁流”，然後，大家相應地就這麼稱呼他們了。
不過，我也得承認，讀晚清曆史，還真越不過這群人。
至於為何成了氣候，淺一點說，前清皇上強硬，乾綱獨斷，下邊是沒有什麼太大動靜的。晚清皇帝弱了，就顯出這幫人能了。
當然，往深裏說，更大的原因則是曆史發展到這個時代，中國麵臨著與世界的矛盾，也麵臨著民族危亡的險惡局麵。這些，也就是李鴻章所稱“三千年所未有之大變局”。列強不停地扣門，甚至前來踹門，如何應對，如何圖強自保，迫使他們苦苦思索。
官員們在這裏出現了分流。
站在那個時代角度去認識他們，才能更明白，不管是清流派還是洋務派，他們每個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困惑、難以言表的苦衷，極力掙紮又互為障礙。在充滿慣性的曆史長河中，每個人都顯得毫無力量，但是他們有所堅守，有所向往。[ 《致命的倔強》]
而且，他們不是天生的清流派。清流派官員的發展結局也說明他們不是永遠的清流派。
最後，真正的幹事的，都做事去了。象張之洞，張佩綸。
而且，這也讓人不能不感覺他們前邊的一些言行，追求的隻是為了後來能當一個更大的官，至少上升到地方大員、朝中大員的官位。而所謂不做事不知道難處，不麵對實際問題不思考現實的解決方法，一旦進入主政一方的行列，往往就是他們轉折的開始。
清流派自身也從此便開始分野。
注意到這一點，對分析曆史上的人或事，應該更為準確吧。比如象對李秉衡，他在山東，在這場甲午戰爭中，到底是什麼樣的。
還有張之洞，還有吳大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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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清流”，我說不上來該欣賞還是該鄙夷。
一方麵，他們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念，能稱上“清流”的，都對國家對民族帶有強烈的擔當意識，都有著那種“苟利國家，生死以之”的士人精神。包括在李鴻藻、吳可讀、翁同龢這些“頑固派”的身上，也鮮明地存在著。雖然沒有象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還有其他那一大群洋務派官員一樣，頑強地去實驗，去尋找救國之法，但就是這幫士大夫，在左宗棠收複新疆過程中，給予了大力的支持。
隻是，他們近乎頑固地堅持著自己的理念，在麵對西洋入侵麵前，他們似乎唯一能做的，就是起來捍衛我們的文化。視任何變革為對儒家文明的背叛，不容許有什麼外來思想進入，視打開國門、引進先進技術為風險，而努力地阻擋，不惜多方掣肘。除了這些，他們卻找不到改變大清現狀、使國家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
當然，對這個課題，時至今日也許才敢說是找到了道路。開放的風險仍然存在，隻是今天才看得更清楚。而對晚清時候的人來說，這種局限性是相當悲哀的。不管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我們這個國家。
比較詭異的是，“後清流”幹將在受到挫折之後，變成了比“洋務派”還激進的變革派。但在當時，“洋務派”始終受他們的牽製，想幹點事都難。“中學為體”“西學為體”這種非此即彼的爭論大抵是他們掀起來的。一邊幹實務，一邊還要和他們辯論，生生把李鴻章他們逼成了理論家。
另一方麵，他們一個個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還口口聲聲維護正統，動不動就要代表天下人，要除掉奸臣，以正綱紀，以謝天下……他們可不問別人為什麼這樣做，對大清有沒有用，隻問符合不符合道德或者是祖宗定下的規矩。這種判斷準則先不說科學不科學，可在很多時候，他們所采取的手段並不那麼高明，他們所幹的事在後世也往往評價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