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共伯和聞魯真公姬濞叫苦，問道：“魯公任職太史，記史之事，本份職責，何難之有？”魯真公言道：“自臣接任太史起，即查閱典籍史書，然自三皇五帝起，再至夏商，朝代變換，都城屢遷，竹簡之書，早已蕩然無存，僅憑口口相傳，乃知史事。即吾大周之史，二百年來，竹簡也朽腐爛裂，殘缺不全，雜亂無章，記時歲月亂，記人生卒亂，記事本末亂，時、人、事三者，更互錯互雜，牛頭難對馬口。”魯真公急得抓耳撓腮，毫無辦法，共伯和言道：“史為國之脈，有史可使人知本源，明血緣，凝聚為一，同心同德。無史則如斷根之木，飄浮之萍，難以長衍國祚族祚。史為政之鑒，讀史可使人明得失，知興衰，勵精圖治，興國興邦，無史則如天無日月，地無道路。本代王自入鎬京以來，數月之中，局勢危急，百事纏身，無暇顧及記史之事，今朝政得安，即往太史府一觀。”
共伯和與魯真公至太史府中，直奔庫房而去，逐屋觀查，隻見室室竹簡亂堆亂放，毫無章法，更塵土厚積，朽腐不堪，忽數隻老鼠聞人聲竄去，共伯和隨手拿起一卷，展開欲觀，忽穿簡之繩斷開，竹簡散落一地！共伯和連忙拾起一根竹簡，先用手輕輕撫去塵土，再張口猛吹，隻見蟲孔滿滿，字跡不全，共伯和言道：“史簡冊冊，皆為珍寶，竟如此任由塵積蟲蛀，國祚族祚，何以傳承——”
魯真公也拿起一根竹簡，指而言道：“竹木之物，最多百年則朽，更有穿簡之繩，難存六十甲子，因者難以傳也。”共伯和言道：“首應速速招集博學能文之士，一 一閱查存簡，自盤古開天地起，三皇五帝，夏商及周，按歲月之序，分門別類，歸檔而放，有朽壞者，或補、或抄，重新編簡成卷。二者定存放史簡之製，以六十甲子為一輪回，一甲子即重抄新簡成卷，可使先祖之物，代代傳承。三者應定記史修史之製，自今而起，日日旬旬月月歲歲，毫厘不爽，記史不斷，傳於後世子子孫孫。”魯真公言道：“共代王所言三事，事事聖明之至，件件千秋大義，臣即遵而行之。”言畢，即欲起身。
共伯和言道：“魯公且慢，記史之事，時序清晰，史料齊全，僅為末節小事。記史之大義，貴在秉筆直書，不掩惡，不虛美，不畏死，錄史事本來麵目，使當代執掌權柄者，知一言一行，皆列史冊，善惡仁昏，千秋留名。尤為天子者，至高無上，尊貴至極，華夏自古君言即法，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天子權大無邊，無人敢於監管，為所欲為，理政處事，必有誤國誤民，必生專橫殘暴！自大禹之時，即設史官，以使君王有戒，然後世君王，時有恐記史妨礙身名者，常有違之。因者，更須以記史為策，約束天子言行，尤其要者，須天子不得觀史官之所記，更不得幹預史官之所行，使史官非天子之史官，乃蒼生萬民、天地歲月之史官，成為定規，雖千世萬代，皆遵之無違。今日即從本代王起，每日起居，治國理政，膳食舞樂，遊玩休閑，一應事體，皆由史官如影隨形，實錄一言一行，一絲不苟，微末不漏，皆入史冊，傳之後世。各國諸候，也如此例，不得有誤！”
魯真公嚴遵共伯和之旨，立即選拔調集博學能文、精通史事之士，逐字逐句整理庫房所存史簡，共伯和於政務之餘，身體力行，親自為之，並諄諄言道：“上古三皇五帝，夏商之史，皆國之瑰寶，貴於金珠，須盡力修複繕抄，即遠古史事，竹簡無存，也將口傳抄錄，以傳後世。”眾人皆小心翼翼，逐字逐句一一抄錄於新竹簡之上。
眾人嚴遵共伯和之旨，將庫房所存史簡和口傳史事全部整理、修複、繕抄，然而費盡功夫，也未能將以前史事排列清楚，共伯和無可奈何之下，隻得言道：“前史已難理清時序，盡力而為，勿論多寡，皆傳之後世。自本代王執政為始，嚴守時序，一日勿差，一言勿廢。凡史書皆抄錄三份，一份存於鎬京太史府，一份存於東都洛邑，一份由本代王存於共國。各國諸侯之史，也抄錄三份，一份留存本國，另兩份分送鎬京、洛邑，確保即有滄桑巨變，而史書不廢，永傳後世子孫。”
共伯和盡力保護了自盤古開天地起的史料，開創了確切記史的先例，因此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成為中國曆史的最早確切紀年，從此以後，中國曆史資料齊全，時間精確，沒有間斷，直至今天。
共伯和將夏商已有的記史製度發揚光大，建立了嚴格的史官實錄製度，從此以後，中國曆朝曆代形成定規，按照年月日時準確記錄當朝君主言行和朝廷政務，稱“起居注”或“實錄”，這種記史製度，既係統記載和保存了文獻史實，又對最高統治者具有監督作用，在中國曆史長河中，具有了獨特的重大意義。
共伯和倡導的剛直不阿、秉筆直書的記史精神，代代傳承，如春秋時期，齊國的權臣崔杼殺死齊莊公之後，齊國史官太史伯直書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唯恐傳於後世，怒斬太史伯。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接替記史，仍直書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斬之。三弟太史叔又接替記史，仍直書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斬之。四弟太史季又接替記史，仍直書道“崔杼弑其君”。四位兄弟史官為秉筆直書，前仆後繼，慷慨赴死的大無畏精神，震懾了崔杼，崔杼再也不敢殺太史季，那知第五位史官南史又匆匆而至，言道：“吾聞太史氏四弟兄皆秉筆直書而死，特來讀寫其事，即請殺吾！”崔杼更驚得目瞪口呆，在不畏強暴的史官麵前徹底敗下陣來。
盡管在曆史的長河中，出現過君主幹涉史官記錄，濫殺史官，也有史官為保自身，曲筆阿時，盡管記史對監督君主行為的作用有限，盡管中國古代君主專製製度根深蒂固，殘暴至極，非記史所能限製，但記史仍有一定的政治價值，極高的文獻價值。
中華民族優秀的記史傳統代代傳承，直到清朝末年，仍有完整的《清實錄》記載，各種官修史書和民間史書應有盡有，以各種方式從各種角度、各個層次記載了曆史真相，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傳承不絕的重要原因。
曆朝曆代都為前代舊政權修史，是中國獨一無二的優秀曆史傳統，為前代修史一為保存真實史料，二為借鑒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三為新政權的責任和義務，是表現新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後代新政權為前代舊政權修史，有利於真實、客觀的記載基本史實和評價曆史人物事件。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之後，修史者與曆史人物事件形成一定的距離，可以超脫曆史本身，避免相關利益和觀點的束縛。修史者還必須與現實的政治保持一定距離，才能正確修史，修出經得起曆史長河考驗的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