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三月，關外建州出了件大事，後金大汗努爾哈赤的大福晉突然被廢黜，宮幃之內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據《清史稿?後妃傳》載：“繼妃，富察氏。歸太祖亦在孝慈皇後前。……天命五年，妃得罪，死。子二：莽古爾泰、德格類。女一，名莽古濟，下嫁鎖諾木杜棱。”《清皇室四譜》則說：“繼妃富察氏，名袞代，……天命五年二月以竊藏金帛，迫令大歸，尋莽古爾泰弑之，葬赫圖阿拉。”再查《清史稿?莽古爾泰傳》，其中有皇太極於天聰五年與莽古爾泰發生衝突，其時曾指莽古爾泰“是固嚐弑其母以邀寵者！”莽古爾泰後因在此事中對皇太極拔刀相向，被指大不敬，褫奪其和碩貝勒，降為多羅貝勒，又削五牛錄，罰白銀萬兩及甲胄、雕鞍馬十、素鞍馬二。
以此而言，則天命五年被廢的努爾哈赤大福晉乃是富察氏，也就是袞代皇後，她在被廢後為其子莽古爾泰所弑，此事看來似乎事實清楚無甚可疑，其實不然。
按《清史稿》等書，雖對富察氏之被廢和死亡均言之鑿鑿，但究其根本，卻是出自皇太極與莽古爾泰衝突時的一句責罵，其他則並無詳細敘述，甚至連富察氏為什麼被廢等等，亦全無交代。
關於這一事件，在建州入關前的皇家秘檔《滿文老檔》中，倒遺存了篇幅頗大敘述相當詳細的記載。然而，大約因當時人人都知這位大福晉是誰，是以記錄者雖然寫了事件過程及其大福晉的身份，卻獨獨未記載其姓名是什麼，口口聲聲隻說“大福晉”如何如何。於是這一細微疏忽，導致了後世對這位福晉的身份始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最終竟成了一樁糾纏時間幾近四百年的公案。
這樁公案，還是得從皇太極那句責罵說起。
據《滿文老檔》載，後金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八月，皇太極率領八旗貝勒與後金大軍，赴大淩河與大明關外第一名將祖大壽所統的關寧鐵騎決戰。十三日，皇太極與四大貝勒中的三大貝勒莽古爾泰，因部伍之事發生爭執，兩人幾乎發生肢體衝突，當時莽古爾泰拔刀相向，結果為其弟德格類拳毆阻止。
皇太極回營後，當著侍衛們的麵，對空大罵莽古爾泰道：“爾年幼時，汗父曾與我一體養育乎？並未授以產業！爾所衣食，均我所剩，得依我為生！後因爾弑爾生母，邀功於父，汗父遂令附養於其末生子德格類家。爾眾豈不知乎？爾何得砍我耶？爾原係肌瘦將死之人也！”。
細察皇太極的話語，其中有“後因爾弑爾生母，邀功於父，汗父遂令附養於其末生子德格類家”一句，此話看去似可兩解：一可說莽古爾泰弑母邀功，努爾哈赤令莽古爾泰以後在德格類家生活；二可說莽古爾泰弑生母不成，努爾哈赤令其母在德格類家生活。
但如果當前一解說，因前語說莽古爾泰弑母邀功，若此附養者是莽古爾泰，則此處當雲“汗父遂令附養於其弟德格類家”，而不應該說“其末生子”，無論是從前言延續還是語義而言，相對於“末生子”的，可以是“長子”，而不會是“兄”或“弟”。因此，“附養於其末生子”家的隻能是兩人的母親富察氏，而不是莽古爾泰。
除此言語之外，需知富察氏袞代皇後於明萬曆十四年（公元1586年）歸努爾哈赤，若其卒年真的是發生此事的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期間就有三十五年之久，而這段時間正是努爾哈赤努力擴張最艱苦的階段，頻頻爆發大戰，《清史稿》尚有袞代皇後與努爾哈赤共抗九部聯軍時連床夜話之記載，夫婦二人可謂休戚與共。因此無論其有何過失，若莽古爾泰膽敢有犯上弑母此類大逆不道的舉動，絕無不受處罰之理。然而終努爾哈赤一世，卻並無對莽古爾泰進行處罰，更無剝奪其牛錄等財產令其附隨德格類生活之記載，“附養”之說根本無法成立。
所以或有莽古爾泰對其母不敬，努爾哈赤遂令其弟德格類照顧其母之事，故皇太極始有此言，但不應說富察氏就此被殺。若其果為莽古爾泰所殺，又何來“附養於其末生子德格類家”之說，由此可見，富察氏應並未被莽古爾泰所殺。且這麼一來，此事發生的年代也就變得相當不確定，可以是莽古爾泰兩兄弟成家後到富察氏去世之間的任何一個時間段，未必一定在天命五年三月。
又考皇太極這段話，幾乎全為誇大其辭，至於“並未授以產業！爾所衣食，均我所剩，得依我為生！”“爾原係肌瘦將死之人也”雲雲，其可信度幾乎是一絲也無有。
莽古爾泰為富察氏袞代皇後嫡出，成年後共領有二十一個滿洲牛錄，而皇太極則是側妃孟古姐姐庶出，領十八個滿洲牛錄。因此無論身份還是實力，努爾哈赤時期莽古爾泰始終在皇太極之上，四大貝勒中反是皇太極的實力和地位最差。如此，又怎能說莽古爾泰“並未授以產業！爾所衣食，均我所剩，得依我為生！”“爾原係肌瘦將死之人也！”凡此種種，純屬皇太極當時為泄憤而憑空捏造之語，近乎潑婦罵街，不可當真。
皇太極此種對莽古爾泰的憤恨之語，除權利鬥爭和莽古爾泰之粗暴態度外，其中應該有相當部分是因兩人母親的身份而起。
努爾哈赤的元妃佟佳氏，有子諸英和代善，記載不多。之後就是莽古爾泰的母親袞代皇後富察氏。她於明萬曆十四年（公元1586年）為努爾哈赤所娶，卒年按《清史稿》記載為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但所謂得罪死和被莽古爾泰所軾之言，都出自皇太極的泄憤之語，不足為信，因此其卒年和是否便是那年被處罰的大福晉，也均屬不確鑿之事。
又據《滿文老檔》第一函第三冊記載，德格類於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十二月成婚，聯係前說皇太極之“附養於其末生子德格類家”語，則富察氏之死至少不會早於此年。而在另一皇家係譜檔案《愛新覺羅宗譜》附冊《星源集慶》中，更明確說富察氏死於天命五年二月。按此說，則發生於三月的廢大福晉事，根本與富察氏無關，其時富察氏已死。此先按下不表，容後再論。
而皇太極的母親孟古姐姐，也就是所謂的“太祖孝慈高皇後”，生於萬曆二年（公元1574年），於明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被許配給努爾哈赤，原本應該是她做皇後的，可努爾哈赤真正迎娶她卻在明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比迎娶富察氏晚了足足三年，致使其無法成為皇後。孟古姐姐早逝於明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年二十九歲。
先不論富察氏的卒年爭端，即使天命五年三月所廢的大福晉是富察氏，則孟古姐姐也早已作古多年，無法繼承皇後之位；如富察氏是卒於德格類成家之明萬曆四十二年前後的，依然還是同樣的結果，除非努爾哈赤在明萬曆三十一年之前有廢後之舉，否則孟古姐姐沒有可能繼承富察氏的皇後位置，但所有的史料記載都表明，努爾哈赤惟有在天命五年三月曾有廢大福晉之舉。所以孟古姐姐到死時，應該還是個側室的身份。
至於努爾哈赤後來的大妃、皇後阿巴亥，據《清史稿?後妃傳》記載：“歲辛醜，歸太祖，年十二。孝慈皇後崩，立為大妃。”其於明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為努爾哈赤迎娶應該是沒錯的，但說她繼承了孟古姐姐的皇後位置，那就是皇太極為抬高自己母親地位而一相情願撒的謊了。
不說孟古姐姐和富察氏的卒年，假設阿巴亥繼承的確實是孟古姐姐的皇後位，那就應該是在孟古姐姐去世的明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做的皇後，可如此一來又致富察氏於何地？再有，此年即使莽古爾泰也不過十七歲而已，德格類生於明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其時更是年幼，才八歲而已，遠未到成家年齡，自此上溯則富察氏根本不可能也無法因得罪努爾哈赤而“附養”於德格類家，倒應該是德格類尚由母親富察氏在撫育才對。
因此，皇太極所說的“汗父遂令附養於其末生子德格類家”這句話，無論是對其母身份還是莽古爾泰弑母事而言，都是個致命的破綻。
綜上所述，繼袞代皇後富察氏之後的，隻能是大妃阿巴亥皇後。皇後這事，和皇太極的母親孟古姐姐無關，這裏邊壓根就沒她什麼事。然而，皇太極卻因此在爭奪汗位繼承權的道路上，遇到了一個極大的障礙，那就是他的庶出身份，他由此對莽古爾泰母子產生憤恨之情而大肆攻擊，應在情理之中。
既然皇太極的這些話都不怎麼可信，那《清史稿》所說的袞代皇後富察氏於“天命五年，妃得罪，死”，自然也多是空穴來風了。
那麼，天命五年因得罪了努爾哈赤被廢的那位大福晉又是誰呢？
且看《滿文老檔》是如何記載的。
《滿文老檔》第三函第十四冊，為天命五年正月至三月事，在三月十日後有條記載說，當時努爾哈赤身邊有一名閑散侍女秦太，與一納紮女人發生口角，互指對方**，秦太指納紮和巴克什達海通奸，有其送達海的藍布兩匹為證。此事被努爾哈赤小妻塔因查聽到，遂於三月二十五日，向努爾哈赤告發。
努爾哈赤召集當事人對質後，知道納紮送達海布匹是得到福晉允諾的，但努爾哈赤卻依然處死了納紮，達海則因通曉漢文漢語而幸免一死，被囚禁起來。當時努爾哈赤質怪那位允諾納紮送達海布匹的福晉道：“爾以物與人，我本不吝惜，然禁約雲：諸凡福晉，若不經汗允，即以一尺布、一塊綢給予女人，則被誣為欺夫買藥；若與男人，則被誣為已有外心。有此誣告，則以誣告人言為是，故無論為何物，均不得給與他人等語。是爾違禁約，與達海藍布兩疋，爾有何忠心言耶？”但他卻未處罰這位福晉，這個現象值得注意。
觀此禁約中所謂之“欺夫買藥”，當無外是購買墮胎藥之類。蓋因尋常藥物無需背著丈夫偷偷購買，那年頭常年打仗，老公不在家的時候多多，又沒有杜蕾絲，大了肚子便隻能瞞著人悄悄吃藥墮胎。至於“已有外心”雲雲就不用說了，是以這禁約所言均意在杜絕通奸，應是頗為嚴重的條款。可這位福晉違此禁約，卻隻被不輕不重地責怪了幾句，可見努爾哈赤應該是很喜歡這位福晉的，而且也不想把事情鬧大，意圖一句帶過了結此事。
然而，塔因查大約是見努爾哈赤對納紮、達海處罰甚重，卻未及福晉（此位福晉是否便是大福晉，文中不明。照上下文來看，似應為同一人），可能想籍此機會除掉大福晉而爭寵，又繼續告發，其事件經過的記載如下：
塔因查又告汗曰：“不僅此事，更有要言相告。”詢以何言，告曰：“大福晉曾二次備辦飯食，送與大貝勒，大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飯食於四貝勒，四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晉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貝勒家，如此來往，諒有同謀也！福晉自身深夜外出亦已二三次之多。”汗聞此言，遣達爾漢侍衛、額爾德尼巴克什、雅蓀、蒙噶圖四大臣往問大貝勒及四貝勒。業經詢，四貝勒未食所送飯食屬實，大貝勒二次受食所送飯食亦屬實。又所告諸事，俱屬實情。對此汗曰：“我曾言待我死後，將我諸幼子及大福晉交由大阿哥撫養。以有此言，故大福晉傾心於大貝勒，平白無故，一日遣人來往二三次矣！”每當諸貝勒大臣於汗屋聚筵會議時，大福晉即以金珠妝身獻媚於大貝勒。諸貝勒大臣已知覺，皆欲報汗責之，又因懼怕大貝勒、大福晉，而弗敢上達。汗聞此言，不願加罪於其子大貝勒，乃以大福晉竊藏綢緞、蟒緞、金銀財物甚多為詞，定其罪。命遣人至界藩山上居室查抄。大福晉恐汗見查出之物甚多，罪更加重，故將其物，分藏各處，分送各家。將三包財物送至山上達爾漢侍衛居所。查者返回汗屋後，大福晉即遣人去山上達爾漢侍衛居所取其所送財物。差人未至山上，誤至達爾漢侍衛所住西屋取之。達爾漢侍衛即與差人同來見汗曰：“我既知之，豈有收納福晉私藏財物之理耶？”福晉暗中遣人取其寄藏，財物之事，汗本不知。此次得知差人錯至達爾漢侍衛居室後，即遣人往山上住所查看，果有其事，遂殺收受財物之女仆。繼之又查，蒙古福晉告曰：“阿濟格阿哥家中之二個櫃內，藏有綢緞三百疋。大福晉常為此擔憂，唯恐遭火焚水淋，甚為愛惜。”聞此言，即往阿濟格阿哥家查看，查得綢緞三百匹。又至大福晉母家查看，抄出煖木麵大匣中存放之銀兩。大福晉又告曰：“蒙古福晉處尚有東珠一捧。”遂遣人往問蒙古福晉，其蒙古福晉告曰：“係大福晉交與我收藏之。”且又聞，大福晉曾給總兵官巴都裏之二妻一整疋精織青倭緞，以做朝衣；給參將蒙噶圖之妻綢緞朝衣一件。又報大福晉背汗，偷將財物給與村民者甚多。汗乃大怒，傳諭村民，令將大福晉所與之諸物，盡數退還。並以大福晉之罪示眾曰：“該福晉奸詐虛偽，人之邪惡，彼皆有之。我以金珠妝飾爾頭爾身，以人所未見之佳緞，供爾服用，予以眷養。爾竟不愛汗夫，蒙我耳目，置我於一邊，而勾引他人。不誅之者，可乎？然念其惡而殺之，則我三子一女猶如我心，怎忍使伊等悲傷耶？不殺之，則該福晉欺我之罪甚也！”又曰：“大福晉可不殺之，幼子患病，令其照看。我將不與該福晉同居，將其休棄之。嗣後該福晉所與之物，無論何人均勿得容受，勿聽其言。無論男女，違此諭令，而聽從大福晉之言，收受所與之財者，即殺之矣！”自此，廢大福晉。整理該福晉之器皿時，又取出其私藏之衣物，多為大福晉所不應有之物。遂命葉赫之納納昆福晉、烏雲珠阿巴蓋福晉來見隱藏之物，告以大福晉所犯之罪，並將大福晉所製蟒緞被二床、閃緞褥二床，賜與葉赫二福晉各一套。其所藏衣服，除大福晉穿用者仍歸本人外，其餘衣服，皆行取回，賜與女兒，小福晉塔因查以舉發故，著加薦拔，陪汗同桌用膳而不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