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脫離市委機關
（內容提要：時間進入20世紀90年代，社會前進很大一步。由此發生的變化我已經不適應，隻得離開市委機關，單獨從事輔導站的工作。）
輔導站是我工作的大頭，這時有400多學員分三個年級。每年級有行政管理、經濟管理和財務會計三個專業。其主要構成是市級機關的幹部，和幹部的子女們。這時候由於體製僵化，前麵的章節說了大學、中專畢業就是幹部，就要由國家包分配。普通大學、中專每年的招生指標都少，函授大學的指標也嚴格限製。在湔江堰市20世紀80~90年代的時候，每年畢業的初中、高中學生好幾千人。其中能夠考上大學、中專的合計不到200人。幹部隊伍的主要構成是初中、高中學曆的人。
黨的幹部“四化”即 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要求提出之後，幹部學曆達標成為硬任務。許川部長曾經講過，需要補充學曆的幹部很多。如果全部放到普通高校，一是沒有那麼大的容量，二是費用太高單位和社會都無法承擔。許是上海人，上海解放前就有函授教育。函授教育費省效宏，容易為社會的各方麵所認可。所以用函授方式，提高在職幹部的學曆，就成為許部長極力推廣的一項事業。
成人高考不到10%的錄取率，平心而論當時的幹部，能考取省幹函院也是相當不容易的。但是在省幹函院（簡稱省院）僵化的辦學模式之下，分院和輔導站工作起來都相當困難。由於省院不搞教學隻管考試，分院必須組織教學；但是並不知道如何考試，當時這就叫教考分離。別的分院、輔導站，如何解決學員考試及格？我不知道。我們輔導站學員考試及格，我采取請主講老師的辦法解決。主講老師即出試題、評試卷的老師，有他們來講課學員的及格問題即迎刃而解。
湔江堰地近成都，距省幹函院的兩所主辦大學：四川師大和西南財大都近。川師大是我的母校，西南財大積極支持省幹函院的工作。因此我請主講老師的活動，得到他們的積極響應。但是其中的工作量，以及經費支出，活動接待不是常人能夠理解的。時下人們幹工作的特點是，都想管理錢物，並不想幹具體事務。自從有輔導站起先後有幾批人，都想把輔導站的錢物管起來，但他們都不願過問工作。另一方麵學員能否招得起來？招起來能否畢業？這也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因此領導方麵就遲書記來說，他也不可能將這項工作，交給口頭上說得好的人。
鍾部長來了後，先是叫輔導站為之報銷單據，一報就是200~300元。鍾不知用什麼辦法？讓宣傳部的下屬單位，給購買價格上萬元的手機。當時手機通話費，特別是長途相當貴。鍾的老家在四川邊遠地區，輔導站給報銷幾次話費，竟達數千元！須知這時候普通幹部的月工資，還不到200元呢！每次他要報銷還得說些很刺激的話，如你看著辦吧！這是給XX領導的！這是宣傳部工作需要！如此等他還嫌不足，直接要輔導站劃錢給宣傳部，實際上劃到講師團賬上。根據教育法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占教育經費！違者要處以黨紀國法，但鍾部長申明輔導站是他在管。
鍾的理由是輔導站過去，為宣傳部、市委辦，兩次購車、一次購電腦花費不少的錢。為什麼他來就不劃錢給宣傳部？是否對他有意見？再是這樣發展下去，如果輔導站出問題他就不管。我隻好解釋兩次購車，並非輔導站全部付費；買電腦隻是我經手，別單位為宣傳湊的錢。實際上輔導部多年的積累，已經為宣傳部和市委辦購車開銷花費了，要喘口氣再過些年才能再積累錢。接下來的事實證明，鍾部長此人是很不容易應付的。
這天早晨宣傳部例行會議，劉部長突然宣布，輔導部的經費由鍾部長簽字報銷。因為領導們決定的我隻能服從，此後一段時間我的工作簡直無法進行。因為省幹函院的工作，不比普通中小學教學，裏麵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首先川師大、西南財大，主講老師、教授們來授課，課時費肯定比省幹函院文件規定的高許多。這得向鍾部長反複解釋為什麼？否則有人懷疑我從中分肥。某天在成都和鄰近區市縣輔導站的人，吃了頓飯花費幾十元錢，這得用好多話說明為什麼。某天成都老師來沒有在市委夥食團用餐，而在外麵餐館吃飯，這又得淘神費力解釋一番。
再說輔導站的工作重點：一是外麵請老師來講課，二是管理學員保證到課率；三是辦好文化補習班，爭取盡可能多的學員過成人高考關。如果每次都在為幾十元、上百元的報銷費盡口舌，那麼這工作根本無法進行。事關幾百個學員能否畢業？我不得不考慮下一步自己的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