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朝廷的詔書也都是很好的文章，因為寫詔書的人都是當時文人的冠冕，如果沒有一流的文章手段，做皇帝的也不可能任用他來為自己草詔，所以，這些詔書也都可當作好文章來一讀，這類文章一般來說，都非常大氣、莊嚴，又有雄辯的說理，又有華麗的辭藻，甚至還有平易近人的態度，讓天下的人聽起來能夠心服口服。不信的話可以試讀一下這分詔書，詔曰：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繼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製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製之權宜，概以至公，不無少貶。
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曆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製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真是漂亮的文章，是出於劉秉中的手筆嗎？
劉秉忠生於1216年，比忽必烈僅小一歲。當時的北中國，由遼、金兩朝的統治已經超過了兩百年，劉秉忠的父親和爺爺，都曾經是金國的官吏。由於家庭有入仕的傳統，十七歲的時候時候，劉秉忠也曾進入當局的下級機構做刀筆小吏，算起來這一年該是1233年，而金國被滅也在這一兩年間，而此前數年華北地區早已經兵戈不斷，可見劉秉忠剛剛參加工作，就是在蒙古國的行政序列中，隻不過象他這樣下級的文官，實在無須對局勢負什麼責任，專業技術人才，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朝廷都是需要依靠的。
然而，劉秉忠這個人看來不是凡品，不久以後，他因為不甘心於這份下級文吏的工作，終於棄職到武安山出家為僧了，這時候他的名字叫做“子聰”。1247年，三十歲的僧人子聰，因為遊曆雲中（今山西大同一帶），不知因為什麼樣的機緣巧合，他被忽必烈招進了幕府，從此深得忽必烈的器重。他們曾經在一起討論過“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等高深的政治理論問題，忽必烈非常喜歡讓這些有學問的漢臣給他講曆史掌故，最喜歡聽的是講唐太宗等帝王的治國故事。某一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繼承了蒙古大汗的位置，於是指派忽必烈主管漠南漢族地區的軍國事務，“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可謂所用得人。
追隨忽必烈十餘年以後，劉秉忠奉命還俗，又過了十年，劉秉忠去世，死後贈太傅，封趙國公、常山王。
劉秉忠一生的事跡，除了上麵說到的主持改國號、製朝儀以外，對今天更有影響的是他受命主持了元代北京城的興建，元代的北京城，奠定了此後近千年北京作為曆史文化名城的基礎。繁忙的工作之餘，劉秉忠還有興致從事文學創作，他曾自號“藏春散人”，後人結其作為《藏春散人集》，集中有元曲小令一首，是這樣寫的：
[幹荷葉]《漫興》幹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
這是一首言短意長，非常讓人喜愛的小詩，特別是詩的最後兩句，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是至今不斷被人們引用的名句。
就是這個劉秉忠，在1271年向忽必烈建議改國號為大元。
從“大元”這樣的國號可以看得出，忽必烈的誌向是很高遠的，他是心懷天下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又過了八年，大元的海軍在厓山大敗宋軍，宋亡，他終於得到了南宋數千裏的錦繡江山，大元至此成為當時世界上最龐大，最富庶，最難於想象的大帝國。對於這個龐大帝國的疆域，古人有很多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