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文摘：一個酷似人頭、用豬皮縫製的怪物在草地上來回滾動。兩隊英國人都發了瘋似的爭著以踢它一腳為樂。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是，隻有看門的兩個家夥才能用手抓那怪物，其他的人手一碰它就挨罰。那個穿黑衣的老東西更是地道的瘋子，一邊發狂般地跟著怪物轉，一邊手舞足蹈地大聲吆喝著什麼。總之，這些英國佬好似一個個中了邪，著了魔啦！
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在百年前，英國兩隻足球隊不遠萬裏到印度，為不知足球為何物的印度人表演足球賽。人們都莫名其妙，目瞪口呆，一位有才氣的人寫了這篇特寫報道。
請答記者問：什麼是新聞？人們在未知的事物麵前為何這般可笑？
報社確實出了事。趙振東與吳雲在 火車站演重逢戲時，《夷水報》社辦公室正三個女人一台戲。
“我們陸台長簡直是一個豬屁股，豺狼虎豹，還有我們局裏的老板，今天你勒一刀，明天他割一砣......”電視台的小李快言快語。
“想挨打呀你！豺政狼銀行電老虎，我們稱個啥豹？”報社的小王搶白她。
“啊，嘴臭嘴臭，防火防盜防記者。”小李擠眼，繼續眉飛色舞，“反正廣告點歌幾棵錢，剛到手就被宰幹了。”
“你們陸台長還算好的，我們張總是個受氣包。”小王主隨客便，為自己的老總鳴不平，“一周四期十六板，誰能保證不出錯？批評稿人家有氣，吹得不模貼也會遭白眼。更別說部門爭版麵，縣裏的頭頭訓他像訓小媳婦。”
“那趙頭呢？”小李問。
“趙社長，嘻嘻，他說他是個球，有時候被人搶，有時候被人踢。”
“好了──小姐們，音量調低一點！”編輯部主任汪嵐沉著臉從總編室出來。汪嵐長得高佻挺拔，五官清爽，貼耳短發，緊身羊毛套裙，形象和工作一樣利索。她看不慣這些“燒”媳婦子，仗著好公公和好老公，從頭到腳都發泡，於是不軟不硬地補一句：“裏邊在開會，張總正沒地方發火呢。”
小李伸伸舌頭，向隨後而出的副總編廖新全、廣告部主任龔安華、編輯部副主任孫雲舟和記者趙京做個鬼臉。她不知道裏屋有這麼多人，嘰嘰喳喳攪了人家的會。於是拉著小王：“走，咱們到財政局要工資去，跑了三四趟，今天再不給，我們就在那裏設辦事處。”
她們可不怕張總發火，張總發火也發不到哪裏去。小李是縣人大副主任的兒媳婦，小王的愛人是縣委副書記謝樂的司機。她們在單位就像當年農村的“大耳朵社員”，陸台長和趙社長便把她們放在會計的位置上。這年頭，隻有她們好與大蓋帽們磨牙，好找難纏的頭頭纏事，這也算用人所長，發揮優勢。
主抓業務的副總編張浩的確在總編室發焦躁。他罵趙振東在外邊浪了半個月不歸，恨小記者們生鐵不成鋼，怨縣裏頭頭動不動就當教師爺，進而煩躁《夷水報》社窩囊，當這副總編更窩囊。
《夷水報》的前身叫《夷水小報》，蠟紙刻版，在五十年代末隻生存了兩年。雖然有過尷尬的報道 ，比如 ，吹牛糧食畝產過萬斤，“麥賽一盤磨，密得風難過，鐮刀割鈍了，隻好斧頭剁”；鼓搗大辦鋼鐵放衛星，“砍倒半山樹，煉出兩噸鐵”......但也有過輝煌 ，“漢江萬畝荒灘變綠洲”的稿子上了《人民日報》，“夷水棉花豐收曲”的報道引起中央電影製片廠的重視，拍成了新聞簡報片。現在的《夷水報》複刊兩年多了，卻像城邊的漢水，年年緩緩地流淌，今天和昨天一樣，沒有大的起伏。社址仍在縣政府老食堂裏。老食堂兩層12間，連編輯部、印刷廠、廣告部也擺不開，縣外事辦和史誌辦還各占兩間，趙社長隻好把剩下的兩間隔成套房，外邊是財務和辦公室，裏邊兩個小半間，後邊作他的辦公室兼小會議室，前邊作總編室，塞了張浩和副社長馬子建、副總編廖新全。光這一條，去年春節縣領導看望在崗職工時就大為稱讚。縣長宋正剛還拍著趙、張的肩說，報社太艱苦了，上十個編輯記者桌子挨桌子，來一個客都得站起來打招呼。俺已表態給予扶持，願夷水報與夷水縣共同創業。
這樣的環境張浩怎麼能安寧？馬子建和廖新全都是少壯派，關係戶、野親家特別多，不是電話找就是人上門。要不是馬子建先是抽出搞農村奔小康工作隊，最近又參加籌建“九州酒海”公園，他簡直無法爬格子。
總編室掛有三個條幅。一條為“長劍耿介，倚天之外。”這是他48歲生日時，趙振東附庸風雅草書贈送的。另一條為“千裏鶯啼綠映紅，水村山廓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是“屈宋園”管理處主任外事情\"丁兒光媳婦\"的丁光錄書裝裱的。第三條為“悠然見南山，猛誌固常在，”是身在A市陳望春送的。當時，老趙對丁光的錄書不屑，丁爾光希夫嘲他，假如我也狂草，你這字焉能與之並掛？張浩淡笑道，一個要我倚天劍，一個勸我綠映紅，都用心良苦。丁光合掌道，“悠然見南山”與“猛誌固常在”原為一人。我這“多少樓台煙雨中”，你們二位，包括屋裏的少壯派，都值得玩味。
張浩與趙振東、丁光、陳望春都是夷水縣“小紅樓加幹校”的幹部。當年，夷水縣政府機關有一棟二層單間的紅磚紅瓦宿舍樓，住著單身和家在農村的“半邊戶”。1976年“四五”清明節風波後，小紅樓每晚昏暗的燈泡長明，三三兩兩的彷徨者或冒失鬼互串門子，竊議於密室，爭辯於夜幕。談論“天安門廣場四周的樹上掛滿裝紅墨水的小瓶，寓意何在？”；傳閱“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笑詠許世友做詩：“娘們秀才別猖狂，三起三落理應當。誰敢殺我諸葛亮，老子打他三百槍”.....不久東窗事發，這些人統統被送到“五七”幹校，吃飯有人相陪，上廁所有人“保衛”。陳望春寫檢討一晚上十幾頁，人家說不行他重來，一口氣又是十幾頁。趙振東寫檢討每次四、五張，既認錯又不服氣。張浩寫了撕撕了寫，每次不滿兩張紙，最深刻的話是：活了三十多歲，才知道鍋是鐵打的。丁光則翻來覆去寫一個意思，我不是當革命幹部的料，請把我調到“屈宋園”與碑石陵木為伴。有一次，專案組發現他們傳抄一首倒寶塔詩：“一輪明月照九州，冬瓜葫蘆繡球，梳篦不上頭，虱蟣不留，光溜溜，肉頭，球。”審查者抓住“球”字做文章，追查誰寫的誰是球。趙振東挺身說我寫的我是球，另外三人隨即跟上，結果不了了之。十多年後，這些人大都成了頭頭腦腦，有時向小青年擺譜說，那陣勢雷打火閃，有人連上吊的歪脖樹都選好了，你們如果遇上怕要尿褲襠。什麼叫大風大浪，什麼叫資格？這就叫大風大浪，這就叫資格。他們四人有一次談起此事，陳望春說我是洋洋數千，離題萬裏。趙振東說我是一本正經，不卑不亢。張浩說我是江郎才盡，不知所雲。丁光說我是欲遁空門，隱入山林。末了來了個苦惱人的笑，邪門，年齡越大，官職越小，檢討越長，級別越高。張浩則一臉真苦惱，你們都搞好了，灑脫了，就我還在耍筆杆，爬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