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開燈的下午的談話
一、
姑且稱他為T好了。
四十歲，戴無邊框眼鏡，頭發三七分，貼頭皮貼得很緊，黑而發亮，像是每天出門都要往頭上抹點什麼。衣服不是黑就是灰，像是中年男人的肺部底色被他們直接穿在了身體外麵，無趣，沉悶。
說話倒是輕言細語的，他張嘴時你得注意去聽，如果不注意，那些聲音就像春天的楊絮，冬天的細雪，風一吹，就不見了。
長時間在二維空間裏與人交談是一件無聊的事。但生活要求你如此，有時你能駕輕就熟，可有時，也頗傷腦筋。我和T打了近一個月的交道。如果沒有旁人，聊完工作，我們便隻好凝視著空氣中的某一個點，煎熬的等待著那段“空白期”過去。
基本上，我算是一個情緒化的人，但在工作中的交往麵前，我能瞬間將自己格式化成一個按部就班的主。但如何在與人聊完工作之後順便談點別的——於我而言十分艱難，閉嘴，凝視空氣，我會更加舒服。
T竟然也是如此。那麼好吧，大家便比賽如何在“空對空”的遊戲裏打完通關好了。
但這個下午的天氣似乎令我們有了些談話的欲望——窗外那座城市灰得令人作嘔。在照例的等待中，不記得誰先張開了嘴，另一人便對應起來。沒有開燈，房間有些昏暗。我抽七星，他抽黃鶴樓，開始說話。
T說他最早是學音樂的。他以這樣一個讓我驚嚇的方式開始了描述，年輕時在場子裏唱歌，十六塊錢一場，唱郭富城和劉德華，有時還伴舞，騎著電摩托趕場子，做明星夢。後來年紀大了一些，在家人的張羅下，不唱了，開了一家台球廳，像模像樣的做起了老板。一兩年後，掙了些錢，又弄了一個名叫“華清池”的桑拿洗浴。洗浴弄了沒多久，又拜托在當地擔任刑警隊長的親戚將自己弄到警校去——警察——也是他年輕時的一個夢想。在警校待了一年多才發現自己是不適應的。隨後辭了，也茫然了。
T在說自己這段經曆時，淡淡的，嘴角的黃鶴樓兀自地燃著嫋嫋餘煙，我饒有興致地望著他，想象著這樣的一個男人唱郭富城時會是一副什麼樣子。
茫然之後，他離開了東北老家，帶了七十萬隻身來到南方。後來他在廈門安頓了下來，買了房子，辦了戶口，也尋覓到了愛情——結婚，生子，開台球廳。生活原本就理應是如此發展的——可如果故事就在這裏結束，T想必就不會坐在我麵前，慢條斯理的抽煙，輕言細語地說話了。人這種玩意兒有時真的不由自己掌控。抱怨，毫無意義，審視，不值一提。
“後來，我開始做六合彩生意，那東西在南方很流行，從八歲小孩到八十歲老太太全玩這個，政府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人管，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包了個菜市場做六合彩，每天開門就有人送錢來，全是現金，一遝一遝的，一早晨就是三十萬，我們抽三萬，每天坐那抽煙喝茶，幾萬幾萬的進，錢要來找你，門板都擋不住。沒過多久，我就發了。”
我很期待後麵的故事，後麵的顯然更精彩。
“後來，我玩上了賭球，國外的盤口，天天盯著看，一賭就賭了三年，那三年像瘋了一樣，什麼都不幹，就是在電腦麵前待著，開始我是做莊家，後來自己下水，這一下就沒上來，三年啊，七百萬，全部輸光，五套房子，一個門麵，兩三輛車，一分錢沒剩下，老婆帶著孩子走了，我姐從東北過來給我還賭債，待不下去了，臉都丟光了，我在當地交往的都是些上流社會的，有頭有臉的人，自己混成那樣，就更不好在那待了，怎麼辦？三十三歲，什麼都沒了。”
我撫著自己的下巴，輕輕地點了點頭。嗯，人有時就是像被魔鬼突然擄走了一般，隻有老天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2005年，T帶著兩千塊錢來了北京，他和誰都沒說，他想從頭開始。在講到下麵這段話時，他那無邊框的眼鏡下麵有東西在閃爍，煙灰有些長，他忘了彈掉，聲音倒是照舊淡淡的，淺淺的，像在談論別人的某事。
不要低估四十歲男人的自控能力，卻也不要輕視男人在內心深處給自己挖下的一個又一個樹洞。
T來到北京後，找了個招待所住下，然後，是的，然後他去了北影廠門口蹲著，年輕時的明星夢似乎又再次回到了這個男人身上，那些在台上唱郭富城、劉德華的日子似乎又回來了，忘記賭球，忘記六合彩，忘記每天幾萬幾萬的人民幣，或許，還應該忘記以前愛過的那個女人，還有，那個不知去往了何處的小小的，可愛的，女兒。
“我從來沒想過我會慘到那個程度。你明白我意思嗎？三十多歲了，和一幫農民工、小破孩一起，蹲在那裏，等著別人來挑，十塊二十，掙點盒飯，我在想我為什麼？蹲了一個月，我真受不了了。”
臉上依舊是淡淡的笑，聲音卻如同羽毛一般，在空氣裏慢慢地滑落，飄零，最終停留在角落裏的某股小型龍卷風之中，不知所蹤。
後麵的故事不再新鮮了。可以想象，一個經曆足夠豐富並有著聰慧頭腦的人，在那些知識匱乏且整日在琢磨是吃十五還是二十的盒飯的人中，他顯得如此特別。明星夢是不可能實現了，但他早已知道如何迅速地將自己成功的扮演成另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