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核桃樹下的王蒙 我心中的浩然
初識浩然，是20世紀80年代末，被世人稱為浩然新時期代表作《蒼生》正火爆的時候。浩然以《豔陽天》、《金光 大道》等聞名於世，後因成了“文革”中“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的那個作家，“栽了跟頭”〔浩然語）。他“重新認識曆史，重新認識生活，重新認識文學，重新認識自己”，給自己立了 “甘於寂寞，安於貧困，深入農村，埋頭苦寫”的座右銘，在北京通縣（今為通州）及平穀的鄰縣三河（現改為三河 市）一頭紮下去，“寫農民，給農民寫”，勵精圖治，潛心創作，“頌蒼生，吐真情”，終於寫出43萬字的力作《蒼生》，成為他創作的又一個高峰。這部書一版再版，且改編為電視連續劇。浩然同誌以自己輝煌的創作實績，在中國文壇重新崛起。
“為使莊稼地裏多成長幾個作家”，回報有恩於他的京郊和冀東的父老鄉親，“對熱戀了大半生的文學事業做一點貢獻”，他幹起了 “農村文藝綠化”工程。為此，在“做官”和“主編”的兩條路上，他毅然選擇了《北京文學》的主編，並在河北三河成立文聯，親自擔任文聯主席和文學季刊《蒼生文學》主編。這主席和主編，絕非徒有虛名，而是實實在在的主席和主編，大事小事事無巨細地要管要過問。他將自己在三河紮根落戶的家叫“泥土巢”，將自己主編的叢書稱“泥土文學”叢書。幾年來，全國各地有多少農村業餘文學愛好者或通信或慕名前來求教，浩然都一一回信，熱情接待，精心扶植。其實，浩然同誌就是一片泥土，心甘情願地讓新人走上去，踏出一條自己的路。
20世紀90年代初，組織上調我籌辦《平穀報》。為辦好文藝副刊《文峰塔》，在一個霧蒙蒙的傍晚，我摸到三河，請浩然題詞，他欣然應允。不久，我即接到一封他的親筆信，激動地打開，是一張報紙那麼大的宣紙，上麵用毛筆工工整整地寫著：“鄉親呼喚自己的文學，農民歡迎自己的作家，我們的文學信徒應當長誌氣增才幹，創作出令世人刮目相看使父老喜聞樂見的藝術品。寫給《平穀報》文峰塔副刊作者浩然一九九二年冬日泥土巢”。可惜，因諸種原因，《平穀報》緊鑼密鼓地籌備了一陣，就擱淺了，這幅題詞隻得在我手中保存至今，真真地“空費”了浩然的一片熱心！
1991年5月，《北京文學》在頭條位置，發表我以《太陽下的風景》為題的13篇散文。這是擔任主編的浩然運用手中的“權”，揮筆簽發的，“這在《北京文學》創刊40年的曆史上，是空前的一次隆重！”發表的雖是我的13篇散文，可它所起到的作用，卻是給農村苦掙苦鬥的廣大文學愛好者們以極大的信心，鼓舞他們堅定地揚起文學的風帆！而這次“隆重”，浩然一手將我推進了“文學界”，以至十多年後，一些評論家、編輯見我，還談論此事呢，可見“隆重”的影響了。現在，我已創作出散文四百餘篇，有的獲獎，有的轉載，有的收入不同文集，甚至高中語文教材。1995年，經浩然與同心出版社聯係，我的第一部散文集《逍遙人生》出版，浩然熱情作序。1999年底，我的第二部散文集《歲月無痕》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青年閱讀文庫”叢書。另一本散文集《往事與鄉情》，隨後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創作雖微不足道，可磕磕絆絆能夠走到今天，應該說，是在浩然開拓出的這片泥土上跋涉過來的！